合集 | AI 赋能行为科学:前沿文献精读

大脑如何get笑点,还让你哈哈大笑?

01 大脑如何get笑点,还让你哈哈大笑?

(https://dx.doi.org/10.1523/JNEUROSCI.1361-23.2023)

当我们看到一个段子放声大笑的时候,大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心理学上认为,幽默的加工机制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幽默理解(humor comprehension)和幽默欣赏(humor appreciation),它们是截然不同的复杂认知过程。幽默理解,即理解一个笑话,是一个问题解决的过程,通常只发生一次。而幽默欣赏,即为欣赏一个笑话,可以通过进一步的阐释反复体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笑话即使在笑点被人知晓后依然有趣。

当我们感受到幽默时,首先需要在认知层面上进行语言加工,理解笑话的“梗”在哪里。这通常源自逆心理常规反差,当感受到意外或惊讶的时候,更会令人发笑。幽默欣赏是指在意识到笑话的“梗”后的产生的奖励机制以及情感反应,让我们体会到愉悦感。

一项来自Journal Of Neuroscience上的最新研究,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揭示了幽默的神经机制,大脑中的背侧纹状体(dorsal striatum)和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同时负责幽默理解,而腹侧纹状体负责幽默欣赏

研究人员招募了26名的年轻被试,并分析了他们在听到笑话或看到喜剧时的大脑激活状态。在第一项实验中,被试需要在听到一段音频后判断这段音频是否为笑话,并为其搞笑程度评分。第二项实验中,他们只需静静观看情景喜剧的片段。

在这项研究中,幽默理解被定义为,听到笑话时(实验1)和喜剧中背景笑声发生前两秒(实验2),幽默欣赏被定义为评价笑话搞笑程度时(实验1)和背景笑声中间两秒(实验2)。

通过对比接受笑话和非笑话信息时的大脑活动,结果显示:背侧纹状体在幽默理解时出现了明显激活。背侧纹状体在功能和结构上与前颞皮质区域(frontotemporal cortical region)相连接,而这些区域被认为与幽默理解及相关过程有关。因此,这表明背侧纹状体参与了理解幽默的认知过程,包括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

腹侧纹状体则在幽默理解和幽默欣赏两个阶段都出现了明显激活。腹侧纹状体被认为与奖励机制有关。因此,对潜在奖励或不一致性解决的预期可能会激发理解幽默的过程,以助于更好地理解幽默。

除了背侧纹状体和腹侧纹状体,该研究还揭示了参与幽默加工的脑区活动。比如,与语义处理相关的下额回沟(inferior frontal gyrus)和中颞回(middle temporal gyrus),以及涉及情感处理和社会认知的脑区的杏仁核(amygdala)和颞极(temporal pole)。

总结来说,这项研究展示了背侧纹状体和腹侧纹状体分别在幽默理解和幽默欣赏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揭示了在理解幽默时涉及不同的认知功能,如语言理解,信息整合,情感认知等。此外,在以往研究中有证据表明,帕金森病患者在幽默理解方面存在缺陷,但在幽默鉴赏方面却没有。这项研究提供了潜在的临床意义,为干预帕金森病等特殊病症个体的幽默加工能力缺失,提供了新的参考价值。

02 一叶知森:从单个细胞开始理解小脑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3-06884-x)

从前科学家们曾认为,哺乳动物的小脑仅负责运动控制,细胞种类和排列也相对简单。但近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却发现,小脑也同样参与认知、情感和语言,区域性结构亦相当复杂多样,在演化史上,更是随着哺乳动物的智慧之源新皮质同步扩张,所含神经元达大脑数倍。

而RNA是细胞实际功能的信息承载者与重要调控者,针对单细胞的RNA测序技术(single-nucleus RNA sequencing, snRNA-seq),恰可让我们从单个细胞了解小脑的过去与现在,这就好比能从一叶中,窥见整片森林中的千百种树木,与形成这片森林的千万年岁月。

近日,在一项发表在《自然》、以加速文章预览(Accelerated Article Preview)形式提前与读者见面的研究中,研究者对人类、小鼠、有袋负鼠(marsupial opossum)三类哺乳动物各个发育阶段的高达400000个小脑细胞进行了单核RNA测序,并以此进行了细胞的一致性分类、细胞时空分化动态、基因表达模式差异以及三种哺乳动物的阶段匹配和演化分歧等相当详尽的分析,从而向读者展示了由RNA展现出的、小脑细胞的现状与历史。

细胞最基础的信息便是其分类,而基于RNA分类则是因为能实际展现遗传信息。 通过对测序信息所展示的每个物种全阶段转录谱的整合,研究者基于细胞的发育起源,而将小脑细胞分为广泛的系谱,得到了多种细胞类型、分化状态和待分化状态,在分类过程中,他们也使用了已知的细胞类型标记和公共原位杂交等数据。

分类后,研究者也得以比较不同种生物的发育,新生儿的小脑在发育阶段上被与小鼠和负鼠的所对应,这一对应也得到了先前形态学研究和多器官对应性的验证。通过发育过程中细胞类型丰度的比较,也发现三个物种小脑细胞动态模式的相似,这也与当前对小脑发育的理解一致。但除共同性之外,尤其由基因表达的演化改变造成的差异也没有被研究者们忽视,这些差异会使得在模式动物中成立的一些情况可能无法在人类上同样奏效。这一项比较通过一套用于研究演化的比较机制完成。

研究者对各个发育过程进行了相当详尽的RNA测序,这也让整个发育过程的时空细胞类型分化情况清晰可见。研究者们尤其重视小脑的计算核心浦肯野细胞的发育过程,检测细胞类型抑制性发现,具有不同沉降模式的浦肯野细胞同时由其出生日期和出生地所指定。与其他哺乳动物中的保守不同,研究者们也发现了人类小脑中浦肯野细胞的亚型比例变化,这可能与早期出生时浦肯野细胞的增加有关。其他神经元的时空分化动态也得到研究,其结果表明,小脑神经元的多样性和祖细胞的特异性相一致,且在哺乳动物的发育中有着整体保守性。

在建立了发育阶段、细胞类型和状态之间的跨物种对应关系之后,研究者还对三个小脑数据集中的基因表达进行了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这是一种分析构成事物间差异最主要原因的算法,其所得的前三项主成分,也就是构成基因表达模式差异的最主要因素依次分别是年龄、神经元还是胶质细胞以及更进一步的细胞类型划分。这一结果展示,发育中小脑的基因表达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物种共享的发育和细胞类型信号来解释

基于这一观点,使用类似于先前的跨物种比较方法,研究者对决定小脑细胞类型的核心基因表达程序进行了分析,从而发现了多种细胞共用、两种细胞共有和与细胞类型绑定的基因,也发现了这些与细胞类型密切相关的基因中,许多都存在高度的保守性,从其一些已知功能看,这可能对实现该类型小脑细胞功能至关重要。

研究者还对三个物种都鉴定了在神经元分化过程中动态表达的同源基因,这些结果表明,许多与小脑疾病相关的基因可能影响不止一种神经元类型。

以RNA为视角管窥组织的发育和演化过程,这称不上是多么新奇的想法,但如本研究这般,收集了相当详尽的数据,并进行多方面多视角的分析利用,则实属不易。对有兴趣或有研究需要的读者来说,这样一项以数据为核心的研究,既可以从中学习方法,也可以进一步利用该研究的数据,可以称得上是一座宝藏。

03 还是胎儿时,我们就已开始学习语言?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adv.adj3524)

研究表明,婴幼儿在语言学习方面的惊人天赋并非只是在出生后才显现,而是在子宫内就已经开始发芽。尽管宫内环境如同一个低通滤波器,会衰减600HZ以上的频率,但在此过程中语音的旋律和节奏得以保留,这也许是新生儿喜欢母亲的声音而不是其他女性的声音,并表现出对母亲在怀孕期间所说语言的偏爱的原因。

虽然与成人相比,人类婴儿很容易就能掌握语言,但婴儿大脑在语言上显著可塑性的神经基础是什么,这对我们仍然是个谜团。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神经机制使得发育中的大脑能够从语言经验中学习?产前听到的语言刺激是否会诱发动态变化,从而支持新生儿大脑活动中的学习?近来,一篇来自《科学进展》的最新研究指出,产前的语言暴露会对婴儿大脑的发育产生长远影响,尤其是对母语的敏感性。

实验对象包括33名产前暴露于法语环境中的新生儿(平均年龄为出生后2.5天)以及其母亲(母语为法语)。在婴儿睡觉时,研究人员给他们播放了儿童故事的3种语言版本(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的音频(每段音频约7分钟,播放顺序已做伪随机化和平衡),并监测了他们在听录音前(静息态)、听录音时和录音后(静息态)的脑电波。

实验范例和分析流程示意图: (A) 研究中使用的实验装置;(B) 脑电图通道位置;(C) 实验设计;(D) 去趋势波动分析(DFA)。

为了评估音频的语言暴露对大脑的影响,研究人员对比了听录音前后的脑电图数据。结果显示,在听过语音后,脑电信号的长程时间相关性(long-range temporal correlations,LRTCs)增强,尤其是在θ频段(4 ~8 Hz)。θ频段被认为与认知音节级别的语音单元有关。因此这意味着,暴露于短暂的语言刺激后,新生儿的脑电信号在时间上更具有协同性和持续性,这可能与学习和语言发展有关。

更重要的是,对比语种的影响时,只有法语,即新生儿产前暴露的语种,增强了θ频段的长程时间相关性。也就是说,新生儿对法语的音节更为敏感,“记得”在子宫中的听到的语言。这表明产前的语言经验在仅仅出生数天的婴儿大脑神经发育中的作用。

总结来说,这项研究证明,产前的语言暴露,尤其是母语,会对婴儿大脑的功能产生促进作用。虽然这种影响对儿童的语言学习并不产生决定性影响,但这项研究证明了出生仅数天的婴儿大脑就已经表现出对母语的敏感性。这意味着新生儿的大脑虽然未发育完全,但可能已经处于对语音和语言进行高效处理的最佳状态。

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些结果似乎也强调了产前语言刺激的必要性。在怀孕期间与胎儿进行语言互动,如阅读书籍、讲故事或播放音乐等,可能有助于促进婴儿的语言学习。此外,产前经验的促进作用是否仅限于言语领域仍是一个未决的问题。未来的神经影像学研究也是必要的,用以进一步检验产前学习的神经时间动态变化。

一颗“聪明”的眼球,瞳孔背后的精神病学秘密

作为一种快速、无创和非侵入性的测量方法,瞳孔活动测量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精神病学。在此领域,大量研究者利用了瞳孔测量的方法探究精神障碍群体的认知与情绪加工过程。本文选取了2013年发表于Current Neurology and Neuroscience Reports的重要综述,回顾了现有研究如何利用测量精神障碍群体的瞳孔反应来理解心理过程和预测诊疗效果

图1 测量瞳孔来揭示临床精神障碍相关机制的理论模型

大脑、心理与瞳孔反应之间的关联

瞳孔反应变化直接与认知和情绪功能相关的大脑区域活动紧密相关。例如,随着大脑边缘系统(如杏仁核,该脑区主要负责情绪和记忆加工)的激活,个体随之表现出瞳孔扩张。一项结合了瞳孔测量和神经影像学的工作记忆任务研究发现,瞳孔扩张与负责执行控制的背外侧前额叶活动紧密相关。瞳孔反应还与前扣带皮质的活动有关,这一点在错误加工任务中表现为前扣带皮质活动与自主神经系统引起的瞳孔扩张密切相关。

基于不同认知和情绪相关任务结果,研究者普遍认为,当处理较高的认知负荷或是超出自身认知负载的信息时,个体随之表现出更大的瞳孔直径。另一方面,当处理积极或消极信息时,瞳孔同样会扩张,包括处理图片、文字和声音等形式。尽管越来越多研究者认为,在精神病诊断过程中测量与认知和情绪相关的大脑功能至关重要,但传统的神经影像学因成本过高和便利性不足而无法常规使用。因此,生理学指标,如瞳孔学测量,正逐渐成为精神病临床中一种重要测量手段。更重要的是,眼球追踪能够良好地应用于小鼠等动物之中,直接检测和干预精神疾病。

一湾生命科技创造性地推出了BehaviorAtlas EyeTracking自由移动小动物的眼动记录与分析系统,能够在小动物自由移动情况下对其瞳孔进行记录与分析,从而获得认知和精神异常状态等重要生理指标。

瞳孔测量学在评估精神障碍及易感性机制中的应用

瞳孔可能成为一种反映抑郁症认知缺陷的潜在工具。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在认知任务中不仅错误率增加,还表现出与任务无关的瞳孔扩张反应。这些结果暗示,抑郁症患者可能更多地进行内在加工处理(即反刍思维),从而耗尽了他们处理外部信息的能力。这一应用为评估精神障碍患者的认知能力不足提供了一种重要工具。此外,瞳孔测量也为深入理解精神障碍患者出现认知能力下降的原因提供了线索。

瞳孔还与精神障碍中常见的其他特征相关,如奖赏加工、风险决策、唤醒、工作记忆和注意等功能。这种认知能力不足是多种精神疾病症状的重要成因之一。与之相关的,瞳孔在一些精神亚健康状态,如抑郁或焦虑倾向等,同样能够得到应用。例如抑郁或焦虑倾向群体容易放大对显著性情绪刺激的反应,同时伴随着更少的瞳孔扩张反应。

帕金森患者也表现出异常的瞳孔扩张和瞳孔不安。瞳孔不安,即静息状态下瞳孔直径的自发波动,可以作为自主神经系统活动的指标。帕金森患者中瞳孔不安的频率显著增加,可能反映了与疾病相关的自主神经系统功能障碍。

使用瞳孔测量指导治疗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案例显示瞳孔测量直接用于精神疾病治疗决策的指导和治疗结果的评估。例如,尽管认知行为疗法目前被认为是治疗抑郁症的有效手段之一,但只有中等比例(40-60%)的患者能够从该疗法中得到症状缓解。脑成像研究表明,有效的认知行为疗法能够改变患者的边缘系统和前额叶功能,这可能是因为认知行为疗法主要是以自我管控不足为靶点进行干预,从而促进抑郁症患者面对负面刺激或想法时的执行控制能力。因此,在正式治疗前进行脑影像测量有助于识别哪些患者可能从认知行为疗法中受益,尤其是那些治疗前在边缘系统和前额叶区域反应性异常的患者。然而,由于脑影像测量既耗时又昂贵,临床上应用神经影像学评估患者的可行性有限。相比之下,瞳孔扩张测量则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替代方案。研究者发现,抑郁患者在交替进行情绪词汇命名和数字排序任务时,低水平瞳孔扩张反应有效地预测了认知行为疗法的效果。

瞳孔活动——尤其是瞳孔扩张和收缩的速度与幅度——可以作为评估个体对某些药物反应的生理指标。这是因为瞳孔的大小受自主神经系统的控制,而自主神经系统又受到多种神经递质(如去甲肾上腺素)的调节。因此,测量瞳孔反应性可以间接提供大脑中特定神经递质系统的活动状态。

例如,在精神药理学中,抗精神病药物和布洛芬类药物的使用可能会影响瞳孔大小。抗精神病药物可能通过其对多巴胺受体的作用影响瞳孔大小,而布洛芬类药物则通过阿片受体系统作用。对这些药物引起的瞳孔变化的观察可以帮助医生判断药物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生理效果。

此外,瞳孔活动也被视为评估抗抑郁药物效果的潜在早期生物标志之一。选择性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是一类常见的抗抑郁药物,它们通过增加大脑中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的水平来发挥作用。由于去甲肾上腺素在调节瞳孔大小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通过观察瞳孔反应,医生可能能够预测患者对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的反应以及确定最佳剂量。

瞳孔测量在自闭症谱系障碍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因为瞳孔测量与共情能力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关键特征紧密相关,且瞳孔测量能够用于评估行为治疗效果,瞳孔测量技术在评估广泛性发育障碍群体,例如自闭症患者时,同样显示出特别的有效性。

更重要的是,关于自闭症患者对眼睛的异常关注的原因,目前存在两种主流理论解释。第一种理论认为,自闭症患者对眼睛的关注异常可能源于他们对眼睛的厌恶感。第二种是社会动机假说,即自闭症患者未能建立对社会性刺激的偏好。为了检验上述观点,近期研究通过测量自闭症儿童在观看笑脸等情绪性面孔图片时的瞳孔反应,发现他们缺乏瞳孔扩张反应。上述结果表明笑脸刺激对自闭症儿童而言既不是积极刺激,也不是消极刺激,验证了自闭症儿童并不是对眼睛有厌恶感。相比之下,因为笑脸的正性偏好,正常发育个体则会表现出瞳孔反应。这一研究表明,自闭症患者的异常眼睛注意现象可能源于社会信息加工系统的受损。

总结

通过观察不同任务下的瞳孔动态变化,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精神疾病患者在认知和情绪任务中的信息处理机制。利用上述机制,瞳孔指标已逐渐被应用在指导治疗方案和预测治疗效果过程中。随着未来在瞳孔测量过程的标准化和瞳孔结果的个体差异等方面的研究深入,瞳孔测量有望在临床精神疾病的诊断评估和治疗监测中扮演重要角色,为临床工作提供新的方法。

Advanced Materials | 光遗传学技术重磅综述:光电神经接口的发展与展望

01 简介

在神经科学研究中,能够实时监测和调节大脑中的神经元活动对于基础研究以及帕金森病、抑郁症、癫痫和精神分裂症等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至关重要。

光遗传学技术因具有侵入性,可逆性,时空特异性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研究领域。2008年,双光子显微镜与光遗传学技术的结合,允许在活体内调节特定空间位点神经元的活动。在双光子显微镜下,通过单细胞电穿孔技术可以精确地将光遗传探针表达于单个神经元内。光遗传学领域取得的每一项重大技术进步,都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精细操纵神经环路的可能。然而,目前该技术的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精细元器件的把控。因此,开发具有严谨的结构设计和先进的材料工艺的工程元件对于研究大脑的一系列功能至关重要。

2023年9月,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神经工程中心 (Center for Neural Engineering, CNE) 工程科学与力学系周涛课题组与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分子科学与工程系Chi-Ching Kuo课题组等人合作共同在Advanced Materials上发表了题为“Illuminating the brain: Advances and perspectives in optoelectronics for neural activity monitoring and modulation”的综述论文。

该文章主要综述了使用电学、光学和电化学手段在调控大脑神经活性的技术进步,并重点关注以下三个元件的优化与改进(图1):

  • 透明皮质内探针 (transparent intracortical probes)
  • 多功能光纤和微流体 (multifunctional optical fibers and microfluids)
  • 微发光二极管 (micro-light-emitting diodes ,μLEDs)

图1 光电神经接口中的三种光电元件

02 主要内容

1. 光遗传学简介

光遗传学 (optogenetics) 是一种通过光学和遗传学技术在活体动物脑内精准控制细胞行为的技术。几十年来,光遗传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诸多关键性的突破(图2a)。其中包括视紫红质 (rhodopsins)、嗜盐菌视紫红质 (halorhodopsin) 等光敏蛋白质发现,以及在模式动物中相关蛋白的表达。2005年,以ChR2 (channelrhodopsin-2) 为代表的光遗传系统成功在各类神经元和视网膜神经中建立,展现了光遗传学在操纵细胞活动方面的巨大潜力。2008年,双光子显微镜技术的出现为科学家们使用光在特定三维空间里精细控制神经元活动奠定了基础。目前,可用于研究的光遗传学工具正在逐步拓展,光遗传学领域的进步为临床应用、生物学和医学等研究带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图2 光遗传学发展的时间线

2. 光电子学的发展

相比于光遗传学被大众广泛接受和熟知,光电子领域的发展也逐步凸显了它的重要性。光电子学 (optoelectronics) 是一门研究光与电子相互作用的科学技术。它的诞生源于19世纪末的“光电效应”的发现。光遗传学的原理与电子学中的信号放大器类似。例如可以将光敏蛋白质看作是光敏元件,它们将感受到的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

光电子领域和光遗传领域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为了实现光对神经元精准控制的能力,例如针对不同的大脑结构实现不同的光刺激能力,需要不断创造新的技术以达到“定制化照明”的功能。

近些年,光电子技术在监测和调控脑神经接口 (neural interface) 领域中取得了重要进展。2007年开发了用于深部脑刺激的光纤 (optical fiber)。2011年开发了柔性皮层脑电图电极 (ECoG,electrocorticography) ,将贴片状电极置于硬脑膜或蛛网膜以获取大脑皮层的电活动,可以收集到更高质量的皮层脑电信号。透明多模态神经电极 (transparent multimodal neural electrode)、μLEDs硅电极 (silicon electrode with μLEDs)、微流控技术 (microfluid technology)、多功能纤维 (multifunctional fibers) 的开发也使光遗传的应用更为广泛(图3)。

图3 光电子学发展的时间线

3. 应用于大脑的光电神经接口技术和光遗传技术

在人体功能磁共振成像中,需要在较为宽泛的大脑区域传递光;而在光遗传学中,只需要在小范围脑区进行光刺激。为了实现这一点,目前已经开发出用于全息照明的头戴式物镜(图4a),以及通过植入多个波导、光纤(图4b)和微发光二极管 (μLEDs) 的光刺激技术(图4c)。头戴式设备由透镜、CMOS图像传感器和外部激发光源组成,该设备比内窥镜更为轻便和灵活。尽管如此,仍然很难观察到像海马这样的大脑深部脑区的神经活动

图4 光电神经接口

除了对光纤外形和材料进行优化外,优化光源可以改变光在脑组织中的穿透深度,从而实现大脑神经信号对不同光的感知。感知或穿透的深度由光的波长决定,而光的波长依赖于组织发色团的吸收光谱,在人脑中。红色或近红外光 (波长:600-1350nm) 比紫外光 (波长:320-400nm) 更能穿透神经组织(图4d)。

不同的光敏蛋白可以响应不同波长的光以发挥不同的功能。因此光遗传学的优势体现在可以利用基因编辑手段人为引入光敏蛋白,在目的脑区激活或抑制不同细胞亚型的神经元,从而达到较高的细胞特异性和时空精度。例如,使用470nm的蓝光刺激激活细胞膜表面的ChR2等阳离子通道后(图4e),Na+离子或Ca2+离子内流,使神经元去极化并引发动作电位。在589nm和575nm波长下的橙色或黄色光刺激下,可以使NpHR或Arch泵引入Cl−离子或从膜上释放H+离子来抑制神经元活动(图4f)。

4. 光电装置

4.1 头戴式透明皮层脑电图电极

带有外部光源的头置式光电子器件通常由外部LED和透明电极组成,LED发出的光通过透明电极激活或抑制神经信号。相较于普通金属(铂、金)制成的不透明电极,透明电极极大地提高了光的传输效率,减少了光电伪迹问题,进一步整合了电生理技术和光遗传学手段在神经科学研究的应用,并且改善了传统设备存在的数据收集与输出信号不兼容问题。为了获得更为优质、应用更为广泛的光电子器件,需要不断优化电极材料工艺和元件架构。

图5 含有外部LED的光电子器件

柔性透明电子器件通常使用碳基纳米材料、水凝胶、透明导电氧化物、纳米线、导电聚合物等材料制造。图5a显示了一种基于碳纳米管 (carbon nanotubes, CNTs) 的透明电极的设计方案,该柔性基板可以在400nm的光照下拉伸至20%,同时保持其光学透明度,传输率超过85%。石墨烯电极也因其导电性优良和大电容而被广泛应用(图4b)。小鼠体内成像表明,石墨烯电极比铂电极提供了更清晰的皮层全视野视图(图5c);图5d中的CNTs透明电极可以提高信号分辨率,降低成像伪影。

在体实验中,为了有效地观察到由神经元活动引起的荧光信号变化,需要极为精密的显微成像工具对脑组织中的光信号进行高效提取和传递。微型的体外荧光显微镜和非线性光学显微镜可以实时提供神经元活动的高分辨率成像。为了克服普通明场显微镜应用于微小、半透明元件的弊端,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具有迭代算法的微型显微镜技术(图5h),可以精确提取神经元的空间定位,并排除掉重叠信号引起的干扰,使得神经元活动的信息在复杂光介质中传输。这些纳米工具和纳米技术的进步在精密调节脑神经接口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

4.2 神经元光纤和微流体技术

用于光遗传刺激的光纤通常属于平面光纤探头 (FFs, flat-faced optical fiber),仅在光纤平面附近有局限的照明。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研究人员们开发出一种具有在大面积均匀透射光和传递紧密聚焦光之间快速转换能力的锥形光纤 (TFs),该探针由一个细长而尖的波导组成,能将侵入时的组织损伤保持在最小限度。在表达ChR2的小鼠中分别植入TFs和FFs,发现使用TFs可以将光传递到脑区深部(图6a),且光密度更为均匀。此外,TFs可以针对特定的内侧或外侧亚区域进行刺激。在较低的功率水平下,TFs比FFs更有效地抑制皮层神经元活动(图6b),而FFs需要几乎5倍的功率才能产生类似的效果。

图6 光纤和微流体技术

为了减少脑组织与硬面植入设备之间的机械不相容性,研究人员开发了能够在多个位点记录的集成光纤。这些柔性光纤具有更强的柔韧性和可塑性,可以减少光学界面对于周围脑组织的损伤,并且采用了微纳米加工偶联纤维制造技术,可以降低能源链路效率(图6d)。

多功能光纤是微流控通道与多根光纤集成的产物,该技术通过使用微流控装置来控制神经元周围的环境,允许光遗传操作和药物递送同时进行,这种慢性植入物在神经疾病的治疗领域显示了巨大潜力。图6g展示了一个薄硅片,包含5个用于深部脑药物刺激的微流控通道,以及16个电生理记录用的电极。这些通道可以精准控制多种药物的输入时间以及注射量,并且减少组织损伤。

4.3 微发光二极管 (μLEDs) 集成技术

为了整合电生理学和光遗传学技术,研究人员们通过先进的微加工技术将μLEDs与神经电极进行集成。包括反应离子蚀刻 (Reactive Ion Etching, RIE)、电子束曝光 (electron beam lithography) 和光刻 (photolithography)。与外部LED照明和光纤相比,μLEDs与神经电极的集成允许在亚微米空间分辨率和亚毫秒时间分辨率进行高精度地刺激和记录神经活动。并且,小尺寸的μLEDs和神经电极使组织损伤最小化,允许长期植入和慢性记录与刺激。

μLED在神经电极上的常见整合方式包括以下三种类型:Ⅰ、将μLED连接到柔性聚合物基底;Ⅱ、将μLED连接到CMOS图像传感器;Ⅲ、将μLED嵌入到CMOS的储层中(图7)。第一种柔性聚合物的适应性更为灵活,适合植入脊髓或脑干等区域。第二种电极则灵活性则稍差,适合植入皮层区域。第三种类型则适合植入像丘脑或海马这样的薄区域,并减少了相关炎症的风险。先进的μLED集成装置使脑植入物更为安全、有效,极大地改善了目前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手段。

图7 无线μLED集成

03 研究意义

光电神经接口在监测和调节神经活动方面有着巨大的前景。使用头戴式透明电极、多功能光纤以及μLEDs集成设备可以优化光遗传学和电生理学方法间存在的低透光率和数据收集不兼容问题。总之,这些可植入式光电子技术的发展为推进基础研究中对大脑功能的理解和临床中治疗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面临两难选择怎么办?Nature发文揭示行为冲突需求的神经控制原则

偏离生理稳态会使动物产生多种需求,比如口渴和饥饿,驱动动物行为发生变化。自然界中,动物在面临多种共存需求的情况下,仍可以表现出离散的和连贯的目标导向行动。在获得同等回报的情况下,需求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十四世纪哲学家Jean Buridan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有时,自由意志反而会导致“无法作为”,即一种由“不确定性”和“过量的选项”造成的“选择决策能力的丧失”。这种困惑被称为“布里丹的驴”:一只驴子站在两堆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干草中间,它完全可以在两堆干草中自由选择,但最后,它因为无法决定到底应该吃哪一堆而活活饿死了。

2023年11月8日,Nature(IF:64.8)发表文章“Neural landscape diffusion resolves conflicts between needs across time”,揭示了大脑解决跨时间需求之间冲突的原则。研究推断,“布里丹的驴”困境缺乏神经生物学解释来说明相互冲突的需求如何跨时间共同组织行为(图1a)。一个更完整的框架应该是:(1)将个人需求的强度和显著性与任何特定时刻的行为选择联系起来;(2)确定行为选择的神经基础;(3)解释在适合需求的行为之间切换的动力学。

图1 行为学范式

相互冲突需求的选择分析

研究开发了一种实验范式,反复给予又饿又渴的小鼠只满足其中一种需求的自由选择 (图1b,c)。小鼠被提前限制了食物和水的供应,头部固定,置于两个同样可接近的奖励喷口前,喷口提供水或含盐的液体食物(图1b)。在修改后的嗅觉Go/No-Go范式中,Go气味表明有食物和水奖励;在给定的实验中,给予哪种奖励取决于老鼠的自由选择,由它们第一次舔舐的方向决定(图1c)。No-Go气味表示无法获得奖励。Go气味实验(67%的频率)与No-Go气味实验(33%的频率)随机交替进行。老鼠学会了根据Go的气味选择食物或水,并在No-Go气味和不同的实验间隔时间内克制舔舐。经过训练后,又饿又渴的小鼠在一个行为环节中进行数百次实验,直到不再有饮食需求。训练后的小鼠会做出符合需求的奖励选择:饿的小鼠大多选择食物奖励;渴的小鼠大多选择水奖励;又饿又渴的小鼠在给定的时间内选择了食物和水奖励。

持续的随机选择行为

接下来项目研究在整个过程中,动物会采取什么策略来解决相互冲突的需求。实验发现,又饿又渴的小鼠长期选择同一种奖励,然后突然切换到另一种(图1f),形成了自发的奖励选择回合。这种模式是马尔可夫过程的特征,简单来说,就是“未来只与现在有关,与过去无关”

实验通过瞬时光遗传刺激直接测试这种选择的持久性和随机性,发现小鼠自主地将它们的奖励收集组织成持久的选择状态,这些状态的突然转变是概率性的,并受相关需求的调节。这种行为策略不仅适用于头部受限的小鼠,在自由移动的环境中,又饿又渴的小鼠也有类似的随机转变。

行为的大规模记录

接下来探索该选择行为中持久性和随机性的神经机制。通过同步的细胞外电生理记录,发现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跨越许多区域的神经元放电率发生了协调变化。对平均神经活动进行的无偏倚聚类显示了不同的功能特性,包括选择结局之间的持续性和阶段性差异。大多数功能簇的神经元广泛分布于大脑区域。

模型建立与预测因果检验

假设行为选择的持续存在与动物潜在的内部大脑状态有关,为了避免与行为执行混淆,研究分析了在整个行为期间,所有神经元在基线时(气味开始前1s的活动)的神经活动。根据与即将到来的食物选择的相关性对神经元进行分类,揭示与行为选择或饱腹状态相关的基线放电率的系统性变化。数据表明,大脑中有相当一部分神经元参与了预测未来行为选择的“目标”状态。结合对任务的不同阶段反应和混合选择性的发现,这些数据表明了大脑中目标信息协调的一种可能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与目标无关的快时间尺度活动叠加在一个分布式、慢时间尺度、目标信息承载网络上。

接下来研究通过数学模型成功预测了动物行为和神经数据。结果表明,景观扩散模型捕捉了我们在实验中观察到的冲突需求和行为之间的随机关系,从而将状态、需求和噪声的贡献联系起来,从而产生适合需求的行为。

如果行为是持续的,且需求的相对大小不直接驱动选择,行为状态的转变将如何发生呢?研究试图检验口渴感觉和内部目标状态动力学之间的因果关系。景观扩散模型对该实验进行了几个关键预测:(1)在光遗传刺激期间,目标维度的活动平均会向寻水区移动;(2)在没有行为的情况下,刺激抵消后沿目标维度的活动变化也会缓慢衰减;(3)只有一小部分增产期才会导致沿目标维度向寻水区的活动变化。模拟口渴刺激实验,初始化模型时给予较高的口渴和饥饿值,然后瞬时增加与实验刺激参数相匹配的口渴幅度。实验数据证明了渗透性口渴神经元活动的增加和内部目标状态向寻水之间的因果联系。正如景观扩散模型描述的,它们支持稳态缺陷对行为的间接影响。这些结果进一步表明,需求之间冲突的随机解决不仅是一种行为现象,也是一种神经现象,可以与显性的目标寻求运动行为分离。

总之,利用小鼠的口渴和饥饿,文章探索了冲突需求的行为和神经动力学,以揭示组织行为的基础神经控制系统的原则。出乎意料的是,同样饥饿和口渴的老鼠不断做出寻找食物或水的选择,并以随机的方式在两次选择之间转换。定量分析表明,需求的相对大小以概率的方式调节行为选择。虽然需求变化,但行为的持续性表明了一种内部机制,这种机制保持了一个指导即将到来选择的目标状态。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与目标相关的神经活动在需要组织行为的能量景观中扩散。实验数据和模型表明,口渴和饥饿不是直接作用于行为的力量(图2a),而是通过重塑潜在的能量格局,从而使内部目标状态的随机运动发生偏倚,间接地驱动行为的变化(图2b)。

图2 神经景观扩散作为大脑状态跨时间连续组织的框架

在实验中发现的内在状态的持续性和突然转变的特性与人类情绪和心理状态的适应性和非适应性转变具有重要的共同特征。有趣的是,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病因源于无序的思维过程和行为,其特征是认知和行为状态的异常持续和转换。未来的工作将阐明本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广到小鼠和人类的不同稳态需求和情感状态,以及本模型是否最终有助于我们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和治疗。

Nat Neurosci | 仇子龙/程田林团队成功利用全脑单碱基编辑技术改善孤独症小鼠核心症状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又称自闭症,是一类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健康的神经发育疾病,患者表现出严重程度不同的社交障碍以及重复刻板行为。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统计,孤独症的发病率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最新的2022年美国孤独症患病率约为1/36[1]。中国对于6~12岁孤独症儿童患病率的统计显示,男孩约为0.44%~0.95%,女孩约为0.12%~0.30%[2]。遗传因素是孤独症致病的最主要因素,近年来研究者们发现了大量的孤独症风险基因及致病基因突变[3,4]目前研究多集中在基因突变导致孤独症的分子与环路机制上,是否可以运用基因编辑方法对导致孤独症的基因突变在大脑内进行准确的修复还未见报道。

2023年11月27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松江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仇子龙团队与复旦大学脑科学转化研究院程田林团队合作在Nature Neuroscience杂志上发表题为Whole-brain in vivo base editing reverses behavioral changes in Mef2c mutant mice的研究论文,首次报道了在全脑范围内利用单碱基编辑技术成功改善Mef2c孤独症小鼠模型神经发育与孤独症样核心行为表型。

仇子龙研究团队通过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在一例中国的孤独症患儿的MEF2C基因上发现了一个新发点突变(de novo mutation),c.T104C, p.L35P, MEF2C基因已被证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孤独症风险基因,突变会导致神经发育迟滞及一系列严重症状[5],但是该新发点突变对于MEF2C基因功能的影响未知。研究团队首先利用分子细胞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在体外探究了L35P点突变对MEF2C蛋白结构、表达以及功能上的影响及其分子机制 (图I和图II)。研究团队发现L35P突变会导致MEF2C蛋白质发生依赖泛素化蛋白酶体途径的快速降解(图II),最终显著降低MEF2C蛋白的表达水平(图I)。

为了研究L35P基因突变对小鼠行为学表型的影响,研究团队构建了Mef2c L35P点突变敲入小鼠模型,并通过生物化学、免疫荧光成像以及行为学实验探究了其神经发育及行为学表型。研究发现Mef2c L35P杂合突变小鼠大脑中存在孤独症相关的神经生理学特征以及发育异常现象,并且表现出社交障碍以及刻板行为等孤独症核心症状的行为学表型(图III)。

随后,为了修复小鼠大脑神经元中的L35P点突变,仇子龙和程田林团队合作开发了一种基于CRISPR/Cas9的新型胞嘧啶单碱基编辑系统(APOBEC3A embedding Cytosine Base Editor,AeCBE,已申请相关发明专利),使其能够将小鼠Mef2c基因中特定位置上异常的C·G碱基对转换成正常的T·A碱基对。为了能够使得新型CBE系统成功地跨越小鼠血脑屏障(blood brain barrier, BBB),研究团队将AeCBE系统包装进PHP.eB血清型的腺相关病毒(Adeno-associated virus,AAV)中,并且利用单次小鼠尾静脉注射AAV的递送方式,使得AeCBE系统在小鼠大脑中多个脑区得以成功表达。经AeCBE系统编辑后,研究团队在体内检测到较高的单碱基编辑效率以及低脱靶事件,验证了新开发的AeCBE系统具备高效性、准确性且安全性的特点(图IV)。

最后,研究团队检测了经过AeCBE系统介导的基因治疗后Mef2c L35P突变杂合小鼠大脑中的神经生理学变化以及行为学表型。在经过单碱基编辑技术介导的基因修复后,研究团队发现Mef2c L35P突变杂合小鼠大脑中降低的Mef2c蛋白表达水平得到恢复,并且其社交障碍以及重复刻板性行为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图I: L35P点突变显著降低MEF2C蛋白表达水平。图II:L35P点突变通过泛素化蛋白酶体降解途径介导MEF2C蛋白翻译后快速降解。图III:Mef2c L35P杂合小鼠表现出与孤独症相关的异常神经发育,突触密度降低,抑制性中间神经元数量下降及异常的电生理表型,且出现孤独症相关的行为学表型。图IV:基于CRISPR/Cas9系统开发的新型胞嘧啶单碱基编辑系统,通过体内及体外验证了其在目标靶点的碱基编辑效率以及脱靶事件,证明该系统是高效,准确且安全的。

本工作提出了利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碱基编辑系统在全脑水平修复单核苷酸致病突变的体内基因编辑策略,为设计神经遗传疾病的基因编辑干预治疗方案提供了全新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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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Maenner, M. J. et al. Preval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mong Children Aged 8 Years -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Monitoring Network, 11 Sites, United States, 2020. MMWR Surveill Summ 72, 1-14 (2023). https://doi.org:10.15585/mmwr.ss7202a1

  2. Zhou, H. et al. Prevalence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in China: A Nationwide Multi-center Population-based Study Among Children Aged 6 to 12 Years. Neurosci Bull 36, 961-971 (2020). https://doi.org:10.1007/s12264-020-00530-6

  3. Geschwind, D. H. & Flint, J. Genetics and genomics of psychiatric disease. Science 349, 1489-1494 (2015).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a8954

  4. Sanders, S. J. et al. De novo mutations revealed by whole-exome sequencing a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autism. Nature 485, 237-241 (2012).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0945

  5. Parikshak, N. N. et al. Integrative functional genomic analyses implicate specific molecular pathways and circuits in autism. Cell 155, 1008-1021 (2013).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13.10.031

相似的行为,同一个脑回路!Nature(IF:64.8)发文介绍行为神经基础的基本属性

随着生物进化,物种水平上的选择压力使同种动物表现出相似的行为,这有利于动物适应它们的身体和环境。这些常见的行为适应是如何从每个个体的特异神经回路中产生的目前有待研究。由于在进化上有共同的特定发育程序,神经回路的整体组织可以在个体之间保持不变。这种组织级别的环路可能会限制神经活动,导致神经群体的低维潜在动力学。

2023年11月8日,Nature(IF:64.8)发表文章“Preserved neural dynamics across animals performing similar behaviour”,认为一个物种内部共享的环路水平约束将导致个体之间的潜在动力学得到适当保留。研究分析了猴子和老鼠运动皮层神经群的记录,当相同物种的不同个体表现出相似的行为时,它们的神经动力学被保留下来。当动物没有明显行为但有意识地计划未来运动时,神经种群动力学也被保留下来,并能够解码不同个体之间计划的和正在进行的运动。此外,研究发现保留的神经动力学扩展到皮质区域以外的背侧纹状体。最后,研究使用神经网络模型来证明行为相似性对于这种保留是必要但不充分的。假设这些动力学是进化限制了大脑发育的结果,以上发现反映了行为的神经基础基本属性。

一个物种中的个体行为由整个大脑中神经集群的协调活动驱动。鉴于同一物种不同个体的脑回路存在巨大差异(包括某些类型特异性神经元、树突形态和受体分布),目前还不清楚类似的适应性行为是如何从这种特异的神经回路中产生的。本文假设同一物种不同个体的同一行为会产生保留的潜在动力学。假设保留的环路约束产生了一个物种范围内的神经景观,而在行为中观察到的个体特异性的潜在动力学是在这个景观中一个共同轨迹的不同实例(图1)。该假设提供了几个可验证的预测。首先由于神经回路的低级细节是特殊的,它们应该不是解释物种典型行为出现的必要条件。因此,同一物种中从事相同行为的不同动物应该表现出保留的潜在动力学。第二,个体之间潜在动力学的保存程度应该受到行为输出相似性的限制。第三,低维潜在动力学存在于整个大脑,而不仅仅是皮质区域,因此也应该在与皮质共同进化了数亿年的结构中观察到保留的潜在动力学,例如基底神经节。第四,因为隐蔽行为似乎是由与显性行为相同的神经回路介导的,应该发现执行相同认知任务的动物之间存在共同的潜在动力。

图1 假说

动物间保留的潜在动力学

研究通过记录猴子和老鼠执行伸手任务时的神经集群来测试上述四个预测。首先分析了猴子在执行伸手任务时的运动皮质记录(图2a,b)。3只猴子在任务中都经过训练并表现出高度刻板的伸手轨迹。

图2 表现相同行为的动物中保留了潜在动力学

数据显示,猴子表面上不同的潜在动力学确实被高度保存(图2e)。这些共享的动力学是否与行为相关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训练了神经网络解码器来预测一只动物的手轨迹,并在另一只动物上测试预测结果。发现跨动物解码精度接近解码器提供的上限(图2h),因此,保留的动物运动皮质动力学包含了正在进行的运动动力学的详细信息。

然后,研究训练了4只小鼠执行伸手和拉操纵杆的任务(图2i)。发现小鼠个体内部或个体之间不同试验的行为输出与猴子数据集不太相似。比对显示,在小鼠达到两个不同的目标和随后以两种不同的力水平拉动时,运动皮质潜在动力学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保留。但这些相关性低于猴子的相关性,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猴子比老鼠的行为更刻板(图2k)。物种之间的比较证实,行为刻板与个体之间的潜在动力学保存(图2k)和动物之间的解码准确性相关。这些结果表明,在两个进化不同的物种中,行为输出的相似性和运动皮质潜在动力学的保存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行为相似性的必要性

前面研究了包含条件的任务,这些条件无意中在产生的运动中强加了拓扑结构。研究试图证明保留的潜在动力学不仅仅反映了这种结构。实验首先测试了这种拓扑结构是否足以产生保留的潜在动力学,并发现个体之间的保留显著受损。然后进一步证明在猴子快速生成连续和结构较低的任务中,保留潜在动力学的存在(图3a)。所产生的动作变化很大,几乎没有组织性(图3b),为了便于对齐,实验根据初始手部位置和到达方向对空间进行分割,以匹配不同个体的运动,从而生成尽更多相似的到达条件(图3c)。虽然条件和行为变异性数量急剧增加,仍可以发现个体之间保留的潜在动力学。这项任务中行为输出的复杂性增加了,能够直接研究条件的数量和潜在动力学保存之间的关系。对这些条件采样发现,在考虑的整个范围内个体之间的潜在动力学都被保留了下来。当条件改变时,个体之间的潜在动力学保存减少,行为相似性减少。这与之前对老鼠和猴子的比较一致:猴子执行更复杂的任务(8个条件)比老鼠(2到4个条件)有更高的潜在动力学保存,因为它们的行为输出更加刻板。

图3 在具有较高行为复杂性的任务中保留的潜在动力学

研究需要更多对照分析以证实在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行为刻板和潜在动力学保存之间的关系。之前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在不同但相关的手腕操作和伸手抓握任务中,个体内运动皮质活动的动力学。在每个任务中,个体以略微不同的方式激活相同的肌肉。因此,同一只猴子执行两种不同但相关的行为时,其潜在的动力学比执行相同行为的不同猴子保留得要少得多。因此,保留的潜在动力学不能用稳定的运动调谐来解释,也不能在非线性转换后持续存在。这些分析表明,甚至在个体内,单独的对齐方法不足以揭示保留的潜在动力学。

背侧纹状体的保留动力学

鉴于运动皮质是产生运动脊髓回路的主要皮质输出,运动皮质潜在动力学和行为输出之间的密切对应可能是该区域结构和投射的独特结果。为了测试是否保留了整个大脑的潜在动力学,项目研究了基底神经节的皮质下核团,它们对行为的各个方面都至关重要。猜测在执行相同任务的动物中,基底神经节的潜在动力学也会被保留。通过对小鼠背外侧纹状体在抓取和拉动任务中记录的神经群体的比对分析(图4a),发现在个体之间保留了潜在的动力学(图4b)。

图4 分析隐蔽行为中基底神经节的潜在动力学

此外,虽然运动皮层和纹状体之间的回路和细胞结构存在巨大差异,但两个区域手轨迹的跨动物相关性和跨动物解码性能都同样大。因此,动物之间执行相同行为的稳定的潜在动力学并不局限于运动皮层——它们延伸到整个大脑的不同区域,包括所有脊椎动物共享的一个进化中更古老的结构。

隐蔽行为中的保留动力学

目前已经证明了在活跃、明显的行为中,大脑区域潜在动力学的保留。动物也会产生如深思熟虑和计划等各种隐蔽行为,这些过程同样需要大脑内部产生的神经活动。考虑到这些隐蔽行为涉及的大脑区域也会介导显性行为,研究预测,隐藏在这些更多认知过程之下的潜在动力学也会在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共享。研究通过分析猴子计划一个行为时运动皮层的活动来验证这一预测(图4d)。指令-延迟期间的潜在动力学在动物之间高度相关,几乎与那些在显性接近行为相同。这些对齐的潜在动力学也可以预测行为。因此,不同的个体不仅利用保留的潜在动力学执行相同的动作,还有相同的隐蔽思考过程。这一结果也加强了之前对显性行为中保留潜在动力学的观察。

仅行为相似是不够的

目前的假设要求行为相似性,但不能保证潜在的动力学一致。为了测试这一点,研究训练了循环神经网络(RNNs)以产生相似的行为输出,同时产生不同的潜在动力学。结果发现,不同的潜在动力学越多,对应的权重在训练过程中变化的方差和维数就越大。因此,潜在动力的保存不仅仅是行为相似性的结果;它可能反映了底层环路实现中的基本组织和约束。

学习和经验对神经环路组织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潜在动力学令人着迷。在人的一生中,新技能是通过练习获得的,并通过神经回路的变化得到巩固。一个老吉他手和吉他学习者运动皮层所产生的潜在动力学应该存在什么差异?不管这些回路是由实践塑造的,还是由发展塑造的,研究认为,神经回路被调整以产生潜在的动力学,作为行为输出的解决方案。这样个体之间保留的潜在动力反映了行为的神经基础的基本属性。

本研究发现期望行为所产生的潜在动力学在环路级别受遗传指定组织的限制,该环路由特定物种的每个个体共享,提出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鉴于在高等脊椎动物中,基因组并没有详细地指定要实现的结构,例如到突触的水平,基因组可能提供了一个由每个个体大脑实例化的“生成模型”。这种生成模型可能会限制神经回路的低级细节,从而在整个发育过程中出现行为库所需的适当神经群体潜在动力学。

集体行为的演化动力学,趋同还是趋异?

各类物理、生物以及社会的复杂系统往往由数量庞大的个体单元组成,这些个体的行为彼此影响从而构成了系统层面上丰富多样的集体行为模式,如何对个体行为、个体间影响以及与之对应的整体系统动态进行描述分析是系统问题中的核心任务。在最近发表在Journal of Physics: Complexity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对于集体行为中广泛出现的系统趋同和趋异演化现象,提出了一个广义拉普拉斯动力学模型进行描述,趋同和趋异的局部动力之间相互竞争从而诱导系统整体的动力学演变。

01 集体行为及其动力学

集体行为是指一群具有相互作用的个体(例如动物或人)所表现出的行为活动[1]。这些发生在不同系统中的集体行为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在不同尺度上各单元的行为大多表现出趋同或趋异的演化趋势,即单元的行为倾向于变得更加相似或更加不同。

在相似的环境当中,具有相互作用或相同选择压力的种群可能会沿着相近的路径进化[2-4],例如鱼龙和海豚为了适应水生环境,它们的前后肢都逐渐进化为功能上相似的鳍状肢;而当这些种群经历了不同的选择压力时,则可能会沿着发散路径发生进化[5-7],例如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达尔文雀,为了适应岛上不同的生存环境和捕食需要,进化出了截然不同的体色,鸟喙形状和体型大小。在外部发生剧烈震荡时,人们会倾向于表现出相同的社会行为(消费习惯,意见观点),在外部影响解除后人们的行为则又呈现出个性化趋势<[8-10],例如在COVID-19疫情爆发期间,人们的消费行为较疫情前呈现出更强的相似性,而在疫情平稳期消费则一定程度上恢复多样性。而与个体行为相关的集体动态则会随之产生时间变化,从而导致系统整体的复杂演化现象。

最近在Journal of Physics: Complexity上发表的研究论文《Laplacian dynamics of convergent and divergent collective behaviors》中,针对集体行为中广泛出现的趋同和趋异现象,作者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框架用以描述集体行为的趋同和趋异的动力学倾向,并讨论了随时间推移的演化趋势的动态转变。该框架可作为一个用来表征不同真实集体动态的极小模型。研究的计算实验表明,局部相互作用中的趋同和趋异倾向之间的平衡,导致了模型趋同和趋异演化之间的类似相变现象。作者对该潜在相变机制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猜想,并总结了验证该猜想的理论难点。

02 局部和全局动力学分析

1. 如何描述趋同演化:从局部到全局

对于一般的动力学演化的局部过程,考虑一个n维抽象特征空间image,每个元素s∈S代表了系统单元一个可能的抽象状态坐标。根据当前时刻t∈T每个单元σi∈V的状态si(t)=s(σi(t)),以及与σi邻近单元的相互作用(邻近单元的集合记为Ni⊂V),系统将遵循某种局部演化规则ψ对所有单元σi的状态进行更新,记为image

其中邻近单元集合Ni⊂V可定义为image,而image是任意距离度量函数,Δ是决定相互作用距离的参数,应当注意的是Ni会随系统时间演化同样发生改变。

在趋同性演化过程中,每个单元σi会向特征空间中其当前时刻的邻域中心image靠近,具有如下数值表达式,

图1 研究中的集体动力学模型概览

注意到(1)可在图的定义下被改写为image,其中image代表由作用距离诱导的图上单元的度,A(t)代表该系统在t时刻的时变邻接矩阵imageimage是Heaviside阶跃函数,与邻接矩阵对应的时变拉普拉斯矩阵Lij(t)。

最终得到反映系统整体趋同演化的动力学方程如下所示

其中image代表系统整体状态矩阵,vc(t)代表单元在特征空间中的位置si(t)向其邻域中心image的趋向速度,q(t)代表基于节点度的约化矩阵image|419x56image代表Schur乘积运算。

2. 如何描述趋异演化:从局部到全局

理论上将趋同演化动力学方程(2)中的趋向速度项-vc(t)替换为vd(t)(代表每个单元都分别远离各自的邻域中心),即可得到有关趋异演化的动力学方程。然而这在作者的研究框架中是不合理的,这是因为传统力学概念在抽象特征空间中并不适用,这导致相反的特征方向在真实情况下并不能真正描述趋异性演化。比如在特征空间中描述对各种饮料的偏好性,不可能精确的定义某个方向与“偏好咖啡”相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采用一种较弱的假设。

作者使用与图拉普拉斯矩阵L(t)有关的矩阵image|124x68, 50%来表示趋异演化方向,其中image是Moore–Penrose伪逆记号[11],通过矩阵image调整图的边,进而控制节点单元之间的相似性,与之对应的趋异演化动力学方程如下

image

其中vd(t)代表趋异速度,image代表L(t)的Moore–Penrose伪逆,q-1(t)与趋同演化方程中q(t)性质类似,对方程基于节点的度进行约化。

将趋同演化动力学方程(2)和趋异演化动力学(3)合并,即可得到完整的联合动力学方程如下

image

式(4)本质上代表一种更加复杂的广义拉普拉斯动力学[12-14],尽管具有简洁的形式,但由于其中算子的时变性,其表现出的动态特性是复杂的。在局部拓扑的作用下,趋同演化和趋异演化之间的竞争表现为算子L(t)和图片之间的非平凡相互作用。

03 实验模拟与理论难点

1. 同质性系统的均一运动实验模拟

为了体现由式(4)主导的演化方程的动力学特性,作者考虑了一个同质性系统(所有单元具有相同的内在特征)作为特例,并且给定演化的趋向速度项image以及趋异速度项image,此时系统的演化方程可简写为如下形式

image

为了方便可视化,作者在一维特征空间中随机初始化进行数值迭代模拟,得到如下图所示的数值结果。可以看到x/y的不同大小,也即趋同和趋异的内在强度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集体行为趋势。较大的趋同速度x会使系统沿趋同方向演化,与之相对的,较大的趋异速度y则会使系统沿趋异方向演化。

图2 随机初始化下的数值实验结果

同时为了定量分析趋同和趋异演化现象,作者研究了时变传播矩阵H(t)的特征值谱性质(其标准矩[15])。同时作者考察了伴随演化过程,系统中的平均k-距离的变化情况,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平均k-距离在演化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变化;在系统动力学随时间收敛至极限之前,特征值谱的标准矩在趋异演化过程中急剧增加,而在趋同演化过程中逐渐减小。

图3 矩阵的特征值谱及状态空间中的平均k-距离变化情况

2. 解析该动力学问题的数学难点

作者在文章最后对解析该研究中的动力学方程(4)的数学难点进行了分析,其中的主要挑战来自于预测同质性系统的极限行为的非平凡性,即趋同相和趋异相的分类依赖于系统演化收敛后的极限状态。

首先传播矩阵H(t)中节点度约化q(t)和q-1(t)的作用不能被忽略,它们的存在破坏了系统的局部拓扑性质,使得系统沿各个特征向量上的作用不再均匀。表现为传播矩阵的特征值image与拉普拉斯矩阵L(t)的特征值λi(t)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数值关系,二者的特征向量亦如此,这也是该系统分析中非平凡性的主要来源。

此外另一个难点在于传播矩阵H(t)并不随时间对易,即对于任意两个不同的时刻image,有image。因此不能效仿处理传统拉普拉斯动力学时通过指数型传播子得到理论解image(该式是不正确的),而需要严格进行数值迭代求解,这也为解析带来了难度。

对于该部分的详细阐述,读者可参见原文的相关内容。

04 总结

在这篇工作当中,作者提出了一个用于描述集体行为演化中的趋同趋异现象的极小动力学模型。尽管有着简明的数学形式,该模型却表现出丰富的非平凡动力学行为,并表明在局部相互作用控制下的趋同和趋异演化之间可能存在类似相变的现象。在分析求解该模型中难以处理的非平凡动力学问题,可能会激发后续研究者使用新的数学工具对集体行为的数学物理性质进行研究。此外由于该模型在计算上的简便,使之可能在其基础上发展大规模的集体行为模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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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aldi G, Pareschi L and Toscani G 2010 Mathematical Modeling of Collective Behavior in Socio-Economic and Life Sciences (Berli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 Khatri B S, McLeish T C and Sear R P 2009 Proc. Natl Acad. Sci. 106 9564–9

[3] Powell R and Mariscal C 2015 Interface Focus 5 20150040

Nature Protocols:眼动追踪技术应用新场景,瞳孔测量助力脑深部神经核团研究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以一定程度地反应人的神志、情绪甚至神经活动的变化,如今,眼动追踪技术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方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神经生物学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中。

蓝斑核(Locus Coeruleus,LC)是脑干的一个神经核团,位于第四脑室底、脑桥前背部,主要由去甲肾上腺素(Noradrenaline,NA)能神经元构成,其神经投射广泛分布于整个中枢神经系统。LC-NA系统在调节注意力、觉醒、突触可塑性和记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多种临床疾病的药物治疗靶点。然而,由于LC位于脑干深处,研究过程中难以实现对LC活动的实时监测。

瞳孔的大小是眼动追踪的常用指标之一,瞳孔的变化包括扩张和收缩两种,其中瞳孔扩张受到交感神经的支配,而去甲肾上腺素正是交感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可以用瞳孔测量(pupillometry)来反映LC-NA系统的功能。

2020年7月6日,来自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Mattia Privitera等人在Nature Protocols上发表了题为“A complete pupillometry toolbox for real-time monitoring of locus coeruleus activity in rodents”的研究论文。研究人员成功设计并应用瞳孔测量系统,通过精确、稳健的瞳孔跟踪,实现了对LC-NA系统活动的实时监测。

采集小鼠瞳孔变化的相机模块只有硬币大小(图1a),模块可以并入具有高速数据采集系统的标准双光子荧光显微镜中(图1b),也可以安装在立体定向仪,并将图像显示在电子屏幕上(图1c),相机录制到的视频通过FFmpeg(一个开源的多媒体处理框架)转码,利用MATLAB或基于深度学习的软件包DeepLabCut对视频进行分析,最终将分析结果呈现在App上(图1d)。在这里,作者提供了一个详细的工作流程,描述了从系统构建到数据收集、数据处理和数据分析的每一步(图1),成功实现小鼠瞳孔直径的跟踪,分析和量化。

图1 瞳孔测量系统工作流程图

| 拓展 |

一湾生命科技自主研发的BehaviorAtlas Eyetracking自由移动眼动追踪分析系统集成了通用、易于兼容的眼动追踪硬件和强大的眼部特征检测算法。采用超轻硬件和可拆卸设计,该系统允许在动物裸露的头部添加更多植入物,并具有精确的同步模块来协调其他神经植入物(如光遗传、电生理、双光子等)。

那瞳孔测量系统是否能够成功监测到LC-NA系统的激活呢?研究人员将将具有兴奋性化学遗传受体hM3D(Gq)的病毒或对照病毒表达于LC神经元上(图2a),并通过注射氯氮平(clozapine)特异性激活表达hM3D(Gq)的神经元,结果发现该系统成功监测到了小鼠瞳孔的放大(图2b)。为了验证流程监测到的瞳孔放大来自于LC神经元的激活,研究者通过直接电刺激LC内部神经元或外部神经元(图2c),发现只有LC内部神经元受刺激时,瞳孔直径才会增大(图2d)。

图2 瞳孔测量流程监测LC-NA系统的激活

为了探究新开发的瞳孔测量流程的灵敏度,研究人员将表达hChR2(H134R)-EYFP的AAV病毒注射到小鼠LC中,并将光纤植入注射部位上方,通过光遗传学激活LC(图3a),结果显示不同频率的光刺激下,瞳孔直径的增幅不同(图3b-d),说明瞳孔测量能灵敏地表现出LC的激活状态。

在此过程,光遗传性LC激活的11只小鼠中,1-9号小鼠被诱导出了强烈的瞳孔扩张,但在10号和11号小鼠中,它们的瞳孔未表现出明显反应(图3e)。为了探究这种无反应的原因,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检测了小鼠皮质中3-甲氧基-4-羟基苯乙二醇(MHPG,一种去甲肾上腺素代谢物)的含量(图3f),发现无反应小鼠MHPG的含量较有反应小鼠的低(图3g),进一步证明了瞳孔测量流程监测LC-NA系统活动的高灵敏度。

图3 瞳孔测量是LC活动的灵敏指标

LC是脑干中产生去甲肾上腺素的区域,深度参与正常和病理性脑功能的调控。本文针对小鼠模型设计了瞳孔测量系统,经验证,该系统可以区分LC的不同的放电模式,并且可以准确地报告LC激活的状态,为LC-NA系统的活动提供了无创、灵敏、准确的监测工具。该瞳孔测量系统的开发启示了我们:眼动追踪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未来,那些难以触及的研究盲区,抑或无从下手的研究对象,或许都能在眼动追踪技术的发展下得到新的突破。

Science综述: 动机的神经环路

神经系统协调各种有动机的行为,如进食、饮水和逃跑,以促进生存和进化适应。尽管不同动机所需的精确行为是多样的,但接近或回避等共同特征表明,广泛的动机行为需要共同的大脑基质。

近日,美国华盛顿大学成瘾、疼痛和情绪神经生物学中心Garret D. Stuber在Science发表重要综述。文中,作者提出一个机制框架,即先天驱动的神经回路能调节腹侧被盖区(VTA)多巴胺神经元的活动,以加强正在进行或计划的行动,用来满足动机需求。这一框架可以解释为什么VTA多巴胺神经元的信号普遍参与许多类型的不同动机行为,以及感觉和内感受线索如何启动特定的目标导向行为。

01 动机行为的VTA环路和细胞类型

动机回路的核心是VTA多巴胺神经元,它向伏隔核(NAc)发送密集的投射,以产生动机增益控制和反馈,从而驱动可重复动作的形成(图1)。多巴胺信号驱动强化,产生激励显著性,编码与学习相关的预测错误信号,并传递因果关系。VTA多巴胺神经元的光遗传学刺激产生一种通用的动机信号,甚至可以强化任意动作。由于VTA多巴胺神经元在大脑中的数量相对较低,并且反应模式陈旧,因此它们可能会接收到来自多种竞争来源的信息。多巴胺神经元需要来自局部和远端细胞的突触输入来调节其活动。这创建了一个时间动态系统,以加强与下游基底神经节回路中的特定动机行为状态相关联的动作。

图1 将进食、饮水和触摸相关的神经环路连接到大脑奖赏回路中

VTA中GABA释放神经元在分子上是不同的,是抑制神经元活动、减少奖励消耗和产生普遍厌恶的主要调节因子。VTA的大多数初级传入都靶向GABA能和多巴胺能神经元。来自外侧缰核(LHb)的兴奋性突触输入主要作为VTA GABA能神经元的兴奋性驱动源,促进厌恶或回避。LHb神经元投射到VTA的功能是传递厌恶性刺激信息,这可以立即导致多巴胺能活动减少,并导致动物脱离正在进行的行为或促进逃跑行为。LHA和延伸杏仁核的谷氨酸能和GABA能细胞也直接投射到VTA,并主要靶向VTA GABA能神经元,以直接双向控制其活动,间接调节多巴胺释放,并双向控制动机行为状态。

LHA的谷氨酸能神经元似乎对奖赏和进食相关行为产生相反的影响。 这些细胞的光遗传学刺激立即以频率依赖的方式破坏液体和食物的消耗。同时,LHA谷氨酸能神经元在分子上是异质的,也由不同的细胞类型组成。总之,LHA细胞类型是大脑中典型奖赏回路的关键输入,同时也投射到脑干运动区域,以使多巴胺的释放与进食所需的脑干运动相一致,如咀嚼(图2)。

图2 LHA GABA能神经元的光遗传学刺激增强动机,但也会产生与进食相关的复杂运动模式

02 调节动机行为的稳态信号和环路

为了将对食物或水的生理需求转化为执行进食和饮水行为所需的动机信号,直接对饥饿或口渴做出反应的神经元与经典的大脑奖励回路(如VTA、延伸杏仁核和LHA)相连。弓形核中的AgRP神经元是饥饿状态的关键变阻器。AgRP神经元在缺乏食物的情况下活性增加,而当小鼠遇到食物时,这种活性就会降低。同时,AgRP神经元的激活产生进食,并促进条件性位置厌恶,这与AgRP神经元在传递饥饿和潜在的其他厌恶状态中的作用一致。AgRP神经元活性也因胃内热量输送而降低,这表明它们是将内感受信号从肠道传递到大脑的关键节点。AgRP投射广泛靶向许多皮质下系统;然而,单个AgRP神经元倾向于投射到单个大脑区域,如延伸杏仁核和LHA。

AgRP激活也增强VTA多巴胺能活性和NAc中多巴胺的释放,但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不会增加多巴胺。 因此,AgRP神经元可能将与饥饿相关的生理稳态信号间接传递给多巴胺系统,以增强或减少有动机的进食行为。

驱动饮水动机的渴觉信号通过穹窿下器官(SFO)中表达一氧化氮合酶1(Nos1)的液体渗透压传感神经元传递到VTA。总的来说,VTA多巴胺神经元位于口渴和饥饿感神经元的多突触下游,允许传入的内感觉通过下丘脑调节以满足动机行为的活性。

03 触觉和味觉环路调节动机行为

编码危险、疼痛和味觉厌恶的神经系统也调节经典的大脑奖励系统来促进行为回避行为。表达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alca)的PBN神经元群体,对疼痛以及与疾病相关的皮肤和内脏刺激的反应中表现出强烈激活。PBN神经元与LHA谷氨酸能神经元形成单突触输入,以减少进食并促进对伤害性刺激的行为回避,推测通过PBNGlutamate→LHAGlutamate→ LHbGlutamate→ VTAGABA→ VTAdopamine环路调节中脑多巴胺系统。此外,编码伤害性刺激的PBN信号也通过黑质网状部(Snpr)的前馈抑制(PBNGlutamate→ SnRGABA→ VTADopamine)发送到VTA。厌恶性感官刺激可以间接抑制VTA多巴胺并促进回避,而愉快的感官刺激,如轻微触摸,可以增加NAc多巴胺的释放,这表明需要进一步探究皮肤感官奖励系统。

04 学习联想驱动动机行为

下丘脑和PBN等结构内的基因特异性细胞和回路接收感觉输入,并调节VTA多巴胺神经元的活动,以促进动机行为。然而,它们的简单性并不能单独解释学习和其他认知过程(如决策)如何影响大脑奖励回路。包括海马体、前额叶皮层和基底外侧杏仁核(BLA)在内的皮层结构在环境刺激和学习关联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区域内的皮层神经元网络促进了学习信息的输入、存储和提取。他们还通过对纹状体、延伸杏仁核、下丘脑和中脑的兴奋性投射来执行特定的本能程序。环境刺激的神经编码与有价值的动机结果重复匹配,在整个大脑中都有广泛的编码,但在眶额页皮层和前边缘皮层等区域富集。

总的来说,岛叶和其他感觉皮层通过将各种感觉特征引导到学习和预测脑区(如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来指导动机行为,以学习特定驱动行为相关的高阶和多感觉表征。 其反过来又投射到皮层下系统,以执行与接近和回避相关的动机特定的行为模式。

05 总结

这种将环境和内感受刺激与特定细胞类型联系起来以产生动机行为的神经回路框架提出了新的假设和问题。

首先,该模型表明,VTA多巴胺神经元或其他的直接上游脑区不会表征没有价值关联的特异性感觉特征。只有当感觉刺激的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奖励或厌恶的结果(如热量饱腹感)相关时,高度特异性的感觉信息(例如,个体气味或味道)才能促进多巴胺系统的活动。

其次,当特定的生物需求很高时,进食或饮水等动机行为的神经回路可能会动态调节VTA多巴胺系统。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持续的环路适应和可塑性,以便在需求高时优先考虑一些系统中的活动,而在需求低时取消优先考虑。循环激素、细胞因子和其他神经调节剂等信号系统也可能在调节回路特异性活动以满足持续的生理需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内感受信号,如结节神经节中迷走神经感觉神经元的活动,可以驱动学习和特定的动机行为,但在大脑中,内感受和外部线索之间的关联是如何以及在哪里整合的,针对不同类型的动机行为,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总的来说,对动机行为的大脑回路机制的理解正在向前迈进。 继续研究和综合与动机行为相关的精确细胞类型和回路信息,不仅将加深我们对行为神经生物学的理解,还将为各种动机相关疾病的新干预措施铺平道路。

动起来!有氧运动减轻阿尔茨海默病病理进展和认知缺陷的潜在机理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巨自噬/自噬-溶酶体途径的缺陷对阿尔茨海默病(AD)中淀粉样蛋白β(Aβ)的积累起到贡献作用。长期以来,有氧运动(AE)一直被研究作为一种延缓和治疗AD的方法,尽管其确切的作用和机制尚不为人们所熟知。

2023年11月15日,江南大学柴高尚团队在Autophagy在线发表题为“Aerobic exercise attenuates autophagy-lysosomal flux deficits by ADRB2/β2-adrenergic receptor-mediated V-ATPase assembly factor VMA21 signaling in APP-PSEN1/PS1 mice”的研究论文,该研究揭示了AE能够通过激活ADRB2/β2肾上腺素能受体来逆转自噬-溶酶体缺陷,从而显著减轻APP-PSEN1/PS1小鼠中的淀粉样蛋白β病理。分子机制研究发现,AE可以通过上调AMP激活蛋白激酶(AMPK)-MTOR(雷帕霉素靶点激酶)信号通路来逆转自噬缺陷。

AE可以通过上调VMA21水平来逆转V-ATPase功能。通过使用普萘洛尔(拮抗剂,30μM)抑制ADRB2可以阻断AE减轻Aβ病理和认知缺陷,通过抑制自噬-溶酶体通量。AE可能通过多种途径缓解AD,而ADRB2-VMA21-V-ATPase通过增强Aβ通过自噬-溶酶体途径的清除来改善认知功能,这也为AE减轻AD的病理进展和认知缺陷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阿尔茨海默病(AD)是一种进行性神经退行性疾病,是最常见的痴呆形式。由于全球人口老龄化,全球有超过5500万人患有痴呆,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约7800万人。有强烈的证据显示,淀粉样蛋白β(Aβ)的积累是AD发病和神经退行的关键事件。Aβ在自噬-溶酶体中的缺陷导致其积累和聚集,引发病理标志,包括过度磷酸化的MAPT/tau、突触损伤和退行、线粒体功能障碍和神经元丧失。

APP(淀粉样蛋白前体蛋白)、PSEN1(presenilin 1)和PSEN2(presenilin 2)基因的突变是家族性AD的原因。然而,95%以上的AD病例是散发性的,没有明确的原因。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神经细胞Aβ吞噬和清除的损害是晚发性AD的重要前奏。因此,大量研究集中在发现能够促进Aβ清除的有效药物上,包括Aβ抗体和Aβ分泌酶抑制剂。然而,它们大多数都未能减轻认知缺陷,并引起副作用,包括神经炎症和其他神经病理。

图1 模式机理图

相反,人们已经付出了很大努力,探索可能减轻记忆障碍的有效生活方式,包括认知训练计划、有氧运动(AE)、饮食等。这些研究为AD的预防和治疗带来了新的视角。长期以来,AE一直被研究作为预防和辅助治疗措施,用于心血管疾病、肥胖症、抑郁症、焦虑症和痴呆等身体和精神障碍。一些研究表明AE干预对AD患者的认知障碍有益。最近的荟萃分析证据表明,AE或体育活动可能是减缓潜在AD患者和受影响患者认知衰退的潜在策略。AE或运动干预可能会降低AD相关病理生物标志物的水平,如过度磷酸化的MAPT/tau和淀粉样负荷。然而,AE在患者中的保护机制仍不清楚。

自噬是细胞质大块内容物、异常蛋白聚集物和过时或受损细胞器的自溶体降解的主要途径。它通常由生理和病理过程以及来自异常蛋白、聚集物和受损细胞器的细胞应激激活。它还在Aβ的降解中发挥关键作用,提高自噬已被证明可以降低AD中的Aβ水平。事实上,自噬功能障碍在包括AD在内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发挥作用。此外,在AD中,自噬功能障碍还可能受到V-ATPase(溶酶体型H+跨膜ATPase)和BECN1(beclin 1)减少的影响。

在AD大脑中,神经元的自噬过程减少,表现为自发神经瘤内大量自噬泡积累,包括自噬体和自溶小体。然而,分子机制尚不清楚。V-ATPase组装因子VMA21是V-ATPase的必需组装分子,它在自噬泡性肌病和滤泡性淋巴瘤中发挥重要作用。VMA21缺陷提高溶酶体pH,导致溶酶体降解能力下降并抑制自噬。V-ATPase活性是自溶体酸化的关键条件。重要的是,V-ATPase活性降低导致Aβ在AD小鼠模型大脑中增积在增大的去酸自噬体内,形成老年斑。然而,降低的V-ATPase活性,尤其是在AD中的机制,鲜有报道。

该研究揭示了AE可以逆转自噬-溶酶体缺陷,显著减轻Aβ病理和认知损害,其机制涉及ADRB2介导的V-ATPase组装因子VMA21信号通路。AE通过上调VMA21水平来逆转V-ATPase功能,伴随着MTOR(雷帕霉素靶点激酶)信号通路的抑制。通过普萘洛尔(prop)(拮抗剂,10μM)抑制ADRB2可以阻断AE减轻Aβ病理和认知缺陷,通过抑制自噬-溶酶体通量。总之,该研究表明,AE可以通过上调ADRB2-VMA21-V-ATPase途径来减轻Aβ病理,这也揭示了AE减轻AD病理进展和认知缺陷的新的理论基础。

越熬夜越嗨?Neuron(IF:16.2)发文介绍全脑多巴胺能通路介导睡眠缺失后的抗抑郁作用

情感障碍是一种以显著情绪障碍为特征的流行和复发性精神障碍,严重降低患者生活质量并增加其死亡率。主要的情感障碍状态是抑郁(表现为悲伤和对活动失去兴趣)和躁狂(表现为情绪高涨和活动过度,从而损害认知功能)。环境、行为和药物扰动可引起健康人和情绪障碍患者的情感状态转变,阐明情感状态下生理变化的神经调节通路对于理解情感障碍发病机制,开发新的治疗方法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我们仍不了解情感障碍的病理生理学,特别是潜在于双向、周期性情感状态转变的环路水平机制。

睡眠和昼夜节律的改变是情感障碍的共同特征。在动物模型中,睡眠剥夺(SD)和时间生物学治疗可逆转抑郁发作,提示睡眠剥夺可诱导情感状态的全面转换,可以在不依赖全局遗传扰动或广泛改变神经环路功能的药物治疗的情况下,促进识别情感状态转变中的潜在神经调节机制。2023年11月2日,Neuron(IF:16.2)在线发表文章“Dopamine pathways mediating affective state transitions after sleep loss”,介绍了一种混合自动化睡眠剥夺平台,可以诱导小鼠情绪状态的转变。急性睡眠不足会导致混合性行为状态,表现为多动、社交和性行为的增加以及抑郁样行为的减少,这些行为的转变依赖于多巴胺(DA)。使用多巴胺传感器光度测定和化学遗传学,揭示了特定脑区多巴胺释放的升高介导了情感状态转变中的不同行为变化。急性睡眠剥夺可诱导多巴胺依赖性的内侧前额叶皮质树突棘密度增强和释放诱发的树突棘发生,而光学介导的可塑性增强的分解可逆转睡眠剥夺对习得性无助的抗抑郁作用。这些发现表明,全脑多巴胺能通路控制睡眠缺失引起的多模态情感状态转换。

文章亮点

1.急性睡眠剥夺诱发多巴胺依赖的情感状态转变;

2.睡眠不足增强分布脑区的多巴胺释放;

3.不同的多巴胺能通路调节状态转换期间的特定行为;

4.mPFC的新树突棘维持了睡眠缺失后抑郁状态的逆转。

本研究开发了一种混合的睡眠剥夺范式,可以自动中断小鼠的睡眠(图1A)。在一个圆柱形空间里,空中有一个小高架平台,地面有缓慢旋转的横梁。动物们可以选择在小而高的平台上休息或者保持运动来适应缓慢旋转的横梁。与基线相比,小鼠在急性睡眠剥夺12小时后表现出较高的运动活动,而对照组没有表现出运动变化(图1B)。接下来利用与雌性小鼠同笼过的雄性小鼠,测试急性SD对有性经历的雄性小鼠一系列社会行为的行为影响(图1E)。在基线时,一小部分小鼠对较小的入侵者表现出攻击行为。睡眠剥夺后,表达攻击行为的小鼠比例增加。另外,在急性SD后,雄鼠对处于发育期雌鼠的性行为明显增加(图1I)。这些发现表明,在混合型急性SD范式中,一些与行为学相关的行为类别发生了改变,证实了向相对于基线的不同情感状态的转变。之前的研究表明,LH诱导(连续2天每天进行360次不可避免的足部电刺激)会引起一种独特的抑郁样状态,量化指标是对可避免的不愉快刺激的逃避行为减少(图1M)。急性SD迅速而持续地逆转了这种厌恶学习,在SD期结束后30分钟和24小时测量的逃避失败显著减少。总之,急性SD诱发小鼠向过度活动状态的转变,使抑郁样状态正常化,两个状态转变方向是否依赖于相同或不同的神经机制呢?

图1 急性睡眠剥夺诱发行为状态转变

大量的工作将多巴胺与人类情感障和啮齿类动物模型的相关行为特征联系起来,项目接下来测试多巴胺活性是否为睡眠剥夺诱导的行为状态转换所必需。有研究证实SD期间多巴胺神经元的活性升高后,实验了抑制VTA(ventral tegmental area,腹侧被盖区) DA神经元的活性。发现抑制神经元阻断了SD相关的过度活动(图2F)。而没有SD的情况下抑制VTA DA神经元运动行为不会减少。在社会互动测试中,对VTA DA活性进行化学遗传抑制后,社会互动长度或攻击行为不再改变(图2G)。但抑制VTA DA神经元并未消除SD诱导的性行为增加,这提示SD后的性欲亢进可能依赖于不同的DA神经元或其他神经环路(图2H)。最后,SD期间抑制VTA DA神经元的活性阻断了LH后逃避行为的逆转,证明SD诱导的LH状态转换是DA依赖性的(图2I)。急性SD后的蔗糖偏好增加同样被消除(图2I)。这些数据表明,DA依赖的动力学是急性SD诱发的多模态情感状态转变的潜在机制。

图2 SD后的状态转换与VTA-DA神经元活动有关

有新证据支持多巴胺通过调节特定任务相关的多巴胺受体区域的神经元活动来调节行为。情感状态的变化跨越了不同的行为域,这可能是由多巴胺通过多个下游脑网络来调节的。研究后续测量了SD期间几个多巴胺受体区域的多巴胺释放,证实睡眠扰动在涉及调节情感行为的广泛区域网络中放大了多巴胺的自发性释放。实验通过DA神经元的投射特异性化学遗传抑制来分析急性睡眠缺失引起的情感状态转变中行为改变的多巴胺能调节,发现向躁狂样状态的转变由多个分布的多巴胺投射亚群控制,而以mPFC为靶点的多巴胺神经元介导从抑郁样状态的转变,这一点可以从抗抑郁药的作用机制中证实。研究最后发现mPFC中神经元连接的产生或加强对维持短暂睡眠缺失的抗抑郁效果十分重要。这种抑郁状态转变的启动与mPFC中DA释放的重组有关,而其维持需要增强局部神经可塑性。

本文创建了一种自动睡眠剥夺的方法,以评估行为学状态转变的多巴胺能相关因素。这种相对轻微和急性的睡眠扰动为理解和控制情绪状态的不稳定提供了一种工具。文章描述了分布式多巴胺能网络在SD相关行为改变中的异质性参与,其中针对不同下游区域的特定投射显示出从运动增加到性欲亢进等不同行为方面的优先参与。此外,睡眠缺失引起了抑郁样行为的快速逆转,这是由内侧前额叶多巴胺能活性特异性调节的,在这里,DA依赖的树突可塑性的增强维持了新的情感状态。本研究中重点研究了在无病理背景的动物中情感状态转变的基础机制,揭示了多巴胺能信号的重要功能,这些功能可能与精神健康状况相关,而在小鼠中很难完全建模。鉴于之前的报告将双相障碍与一个或多个投射通路的多巴胺信号的敏感性联系起来,与双相障碍相关的病理背景或睡眠障碍的反复经历是否通过本文所述的机制与持久的情感状态相关目前仍有待确定。进一步阐明DA、神经可塑性和行为状态转变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有助于我们从机制上了解情感障碍的病理生理学,并为开发新的抗抑郁药和情绪稳定剂铺平道路。

生物学年龄高于实际年龄可能会增加失智症和卒中的风险

一项新研究表明,生物学年龄(biological age)高于实际年龄(chronological age)的人患卒中和失智症,尤其是血管性失智的风险显著增加。

这是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t,KI)在《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和精神病学杂志》(Journal of Neurology, Neurosurgery and Psychiatry)上发表的一项研究的结果。这项研究的标题是“英国生物样本库中基于临床生物标志物的生物衰老和神经系统疾病的未来风险”(Clinical biomarker-based biological aging and future risk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s in the UK Biobank)。

这项研究由卡罗林斯卡学院医学流行病学和生物统计学系分子流行病学副教授Sara Hägg和该系博士生Jonathan Mak领导,研究表明,即使考虑到其他风险因素,如遗传、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风险的增加仍然存在。

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增加。研究人员传统上依赖实际年龄(是从出生到某一特定日期所经过的时间,是定义年龄的主要方法)作为生物学年龄的近似测量。

“但由于人们的衰老速度不同,实际年龄是一个相当不精确的衡量标准,” Sara Hägg说。

为了测量生物学年龄及其与疾病的关系,研究人员使用了英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的数据。他们研究了32.5万人组成的队列,这些人在第一次测量时都在40到70岁之间。

根据血脂、血糖、血压、肺功能、BMI等18项指标计算生物学年龄。然后,研究人员调查了这些生物标志物与在9年内发展为神经退行性疾病(如失智症、卒中、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和帕金森病)的风险之间的关系。

与实际年龄相比,高生物学年龄与失智症(尤其是血管性失智)和缺血性卒中(即脑血栓)的风险显著增加相关。

Jonathan Mak说:“如果一个人的生物学年龄比他们的实际年龄高出5岁,那么这个人患血管性失智症或卒中的风险就会高出40%。”

由于是观察性研究,无法确定因果关系。然而,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测量生物标志物来减缓身体的衰老过程,有可能减少或延迟疾病的发生。

“其中的一些价值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和药物来影响,” Sara Hägg说。

结果特别有趣,因为这项研究包括了这么一大群人。这使得将材料分解成更小的部分成为可能,并捕获一些不太常见的诊断,如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

患ALS的风险也随着生物学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然而,未观察到帕金森病的风险增加。

“我们已经知道,帕金森病在其他情况下也有点独特,例如,当涉及到吸烟时,” Sara Hägg说。(很多研究表明,吸烟者发展为帕金森病的风险较低)

研究人员现在将继续调查生物学年龄和其他疾病(如癌症)之间的联系。

Cell(IF:64.5)| 婴儿哭声诱发催产素释放——母性行为与脑神经回路

母性行为对物种的生存和繁衍十分重要,而母性行为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子代产生的各种感官暗示。对人类和啮齿类动物的行为研究发现,后代的哭声会引起父母的强烈反应。 催产素是一种神经肽,由下丘脑室旁核(paraventricular nucleus,PVN)产生,对产妇生理和育儿(包括分娩和护理期间的乳汁排出)十分重要。哺乳会触发催产素的释放,但其他感觉线索——特别是婴儿的哭声——会增加新妈妈体内的催产素水平,这表明哭泣可以激活下丘脑的催产素神经元。例如,在小鼠中,催产素参与听觉皮层(AuCX)的神经可塑性,促进母鼠探测幼鼠的哭声。但目前还不清楚幼仔叫声驱动母亲大脑中催产素释放并影响母亲行为的具体神经回路和机制。

2023年9月20日,Nature在线发表研究成果“Neural circuitry for maternal oxytocin release induced by infant cries”,揭示了婴儿哭声诱发母体催产素释放的神经回路和机制基础。实验对听到幼鼠叫声的清醒母鼠大脑中的催产素神经元进行了体内电生理记录。研究发现,通过后内侧丘脑(posterior intralaminar thalamus)的输入,催产素神经元对幼鼠发声有反应,但对其他声音无反应,并且重复的丘脑刺激诱导了催产素神经元的持久去抑制。这一回路开启了中枢催产素释放和母亲对呼叫做出反应的行为,提供了用于将来自后代的感觉线索整合到母亲的内分泌网络中的一种机制,以确保调节大脑状态,从而有效育儿。

项目首先研究了下丘脑催产素神经元是否对幼鼠的求救信号做出反应及如何反应 ,使用体内光标记和光度记录的方法监测清醒母鼠的神经元活动,通过扬声器播放预先录制的幼崽叫声,将神经记录和操作变得高度可控(图1a)。研究发现,在母鼠中,PVN催产素神经元对长时间的幼鼠求救叫声(而不是其他声音)做出选择性的反应(图1k),从而提高了它们的放电率。相比之下,在未交配过的雌性中没有观察到类似增加。研究还发现,这种反应不是刺激锁定的,这与早期研究中对中枢AuCX的观察结果不同。

图1 催产素神经元对小狗的叫声有反应(k),但对纯音(l)没有反应

幼崽叫声的听觉输入是如何传递给PVN催产素神经元的?研究使用Cre诱导的伪狂犬病毒逆行示踪方法来识别PVN中相关细胞的单突触输入。结果表明,大多数听觉区域,如丘脑内侧膝状体,AuCX和下丘(IC),并没有直接投射到PVN,而丘脑的后内侧核团(PIL,一个已知的大脑区域,调节社会行为),发送密集的投射到PVN(图2)。因此,研究人员假设PIL可能是将感觉信号从AuCx或IC传递到PVN催产素神经元的一个候选脑节点。通过光遗传-电生理环路示踪(CRACM)技术确认AuCX-PIL和IC-PIL电路的存在。结果表明,PIL接收来自这两个听觉脑区的功能性突触输入。此外,实验还证实PIL在功能上连接到PVN催产素神经元,表明PIL-PVN环路可能在介导听觉驱动的母性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

图2 在MGB(c)、AuCx(d)和IC(e)中未发现逆行感染和mCherry染色,在PIL中发现密集的狂犬病感染区域和mCherry的强表达

实验继续探究PIL-PVN环路的光遗传学激活是否以及如何影响PVN催产素神经元,发现这一环路的光遗传激活可诱导PVN催产素神经元中诱发的尖峰产生快速而持续增加。进一步研究这一通路涉及的具体突触机制,发现PIL通过去抑制机制导致PVN催产素神经元的兴奋性显著增加。接下来评估这一回路是否也是控制母性行为所必需的。实验采用了Cre诱导的逆行示踪技术,选择性地抑制PVN投射的PIL神经元,并测试了对PVN催产素神经元活动和母亲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对这些细胞的化学遗传抑制导致PVN催产素神经元的活性下降,并显著降低母鼠取回幼鼠的行为(图3)。综上所述,这些结果表明,PIL-PVN环路是介导母性行为响应幼仔的呼唤的必要通路。

图3 化学遗传抑制PVN的PIL投射损害了幼崽呼叫的检测和幼崽检索行为

PIL-PVN环路如何影响参与母性行为的下游脑区?之前有研究表明母鼠听到幼鼠叫声时,在脑腹侧被盖区(VTA)观察到催产素释放,表明VTA可能是一个由PIL-PVN环路直接调节的下游靶点。研究通过遗传策略精确地检测内源性催产素的释放来测试这种可能性。与之前的研究一致,幼犬的叫声被证明能显著驱动VTA释放催产素。此外,当PIL-PVN环路被化学遗传学抑制时,这种效应大大减弱。结果表明,听觉PIL-PVN环路至少部分通过其下游投射到VTA来介导母亲的行为。

图4 母亲行为的神经环路注


总之,在经典的听觉回路之外,该研究发现了一条未报道过的从PIL到PVN催产素神经元通路,该通路传递幼崽的哭声,以驱动催产素的释放,并影响母性行为(图4)。此外,考虑到母亲行为是由多个感觉输入触发,并由复杂的神经回路精确控制(图4),因此需要在分子、细胞和回路层面全面描述PIL。最后,基于研究发现,母亲和未交配的雌鼠对幼鼠啼哭的反应不同,精确地找出造成这种差异的确切神经机制可能是未来有希望的研究方向。我们的发现为连接来自后代的感觉线索和母亲激素释放的回路和突触机制提供了生物学基础,解决这些问题将加深目前对感官信息如何在大脑中整合以执行适应性行为反应的机制理解。

树突棘:记忆是如何储存在大脑中的

100多年前,诺贝尔奖获得者Ramon y Cajal首次描述了位于脑细胞表面的称为树突棘的结构。从那时起,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了解树突棘是什么以及它们在大脑中的功能。即使使用最新的技术,研究树突棘也非常困难,因为它们非常小——一个树突棘大约是1/1,000毫米,而大脑中大多数神经细胞的表面都有成千上万个树突棘。由于树突棘可以快速改变形状和大小,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它们是大脑中产生和储存记忆的结构。这一假设基于数百项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形成记忆会导致树突棘在数量、大小和形状上发生重大变化。同样,防止树突棘发生变化可能会阻止记忆的形成。然而,在我们能够准确地确定记忆在大脑中的保存位置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的研究可能会帮助我们回答这个迷人的谜语。

01 引言

大约130年前,强大的显微镜被开发出来,使研究人员能够详细地看到称为神经元(见术语表,下文中所有加粗的术语均如此)的脑细胞。当时,西班牙研究员Ramon y Cajal发现大脑神经元的膜或外壳并不像科学家之前认为的那样光滑。他发现大脑神经元有数以千计的微小生长物,每个长约1/1,000毫米,现在称为树突棘。由于这项工作,Ramon y Cajal获得了190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从那时起,我们已经了解了大量关于树突棘的知识。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都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这些树突棘是大脑中创建和存储记忆的主要场所之一 [1]。本文将解释、支持和扩展这一假设。

02 什么是树突棘?

让我们从描述树突棘的各个部分开始。树突棘看起来像蘑菇(图1),头部大,脖子细。头部是两个神经元连接和交换信息的地方,一个区域称为突触。头部包含神经元从其他细胞接收信息所需的所有成分,包括其表面被称为受体的分子和控制受体数量及其活性的物质,受体可以与神经元之间携带信号的神经递质结合。

图1 神经元的结构

细胞体(soma,底部)的大小约为1/40毫米。细胞体发出长长的延伸,称为树突(D,在右图中,是左边细胞的一部分的放大图),沿着树突有不同大小的树突棘(s,用箭头标记,约为1/1000毫米。)

树突棘的颈部可以非常薄,约为头部厚度的1/10或约为一毫米的1/2000。颈部的功能之一是通过调节物质进出头部的运动,维持神经元与神经网络中其他细胞之间的关系。作为这种调节的结果,神经元会改变它对刺激的反应方式。

根据一项估计,有300到400种不同类型的物质通过树突棘的颈部进出,有些物质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出。其中一些物质的运动可以用分子工具或某些药物控制。控制这些物质的通过可能会改变树突棘的大小和形状。控制树突棘发送和接收电信号的能力也是可能的,这是神经元交流的一种方式,但由于树突棘的体积很小,我们今天的方法无法直接或可靠地测量它们的电活动。这种测量问题使科学家很难确定颈部在将信息从树突棘的头部传递到神经元中的作用。

钙是在树突棘中少量发现的一种重要物质。除了钙在体内,特别是在神经元中的许多作用外,它还负责激活酶(使反应更容易发生的生物分子),启动信息从一个神经元到另一个神经元的传输。有一些复杂的实验室工具,使我们能够精确地测量神经元及其树突棘中的钙含量。这些测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树突棘的头部和颈部是如何沟通的,并且可以让我们对树突棘如何改变其形状和功能有一个相当准确的认识。

03 树突棘在学习记忆中的作用

树突棘与学习和记忆有关的观点已经在一系列的实验中得到了检验,这些实验追踪了实验室大鼠大脑和大脑切片中树突棘结构的变化。在这些实验中,研究人员观察了暴露于电刺激前后的树突棘。电刺激引起了一种叫做长时程增强(LTP)的现象,它表现为神经元对电刺激反应的增加,并沿着树突树产生(见图1)。在过去的50年里,人们在数以千计的实验中研究了LTP,这些实验着眼于整个大脑、大脑切片和在实验室中培养的脑细胞。简而言之,这些实验表明,大脑使用一种类似LTP的机制来产生记忆,如果这种机制被禁用,记忆就会消失或无法获得。因此,我们关于电刺激后树突棘的LTP的发现告诉我们,树突棘在突触可塑性中承担着重要作用。同样,突触活动的减少可能会导致长时程抑制(LTD)的过程,即没有被激活的树突棘可能会萎缩并失去其突触伙伴(如图2,底栏)。

图2 电刺激后树突棘发生变化

(A) 在对突触前神经元(蓝色)施加电刺激之前,树突棘以平静和平衡的状态存在。(B) 在对蓝色神经元进行电刺激后,树突棘中会出现一种称为长时程增强(LTP)的现象,导致棘头最初扩张(Spine Expansion),增加棘膜(红色)的大小,并导致新棘(New spines)的产生。在另一个相反的过程中,突触前细胞停止活动,发生了一个称为长时程抑制(LTD)的过程,导致在一个称之为“修剪”(Spine pruning)的过程中消除了不活跃的棘。(C)右下角。

当研究人员观察暴露在电刺激下的单个树突棘时,他们发现在几分之一秒内,大量钙离子涌入棘中。因此,棘的头部可以膨胀到原来大小的3-4倍。紧接着,神经递质流到棘头部的受体,这增加了棘对电刺激的反应(图2)。这种变化在后期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形成新的树突棘。这些新的刺使细胞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换句话说,在大脑中,学习既基于树突棘反应强度的变化,也基于新棘的产生。通过这种方式,构成神经网络中记忆的细胞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04 树突棘与衰老和脑部疾病

了解学习与树突棘变化之间关系的另一条途径,是观察成年动物的树突棘如何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正如我们所知,随着成年人类年龄的增长,记忆力逐渐下降。这个过程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一些老年人的记忆力急剧下降,而另一些人的记忆力只有适度下降。这种包括记忆在内的大脑功能下降被称为认知能力下降。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实验室动物身上。研究发现,认知能力下降与实验室大鼠大脑中树突棘的数量之间存在相关性。也就是说,随着大鼠记忆力丧失的增加,其神经元中的棘突数量也会减少。这并不意味着棘突数量的减少会导致认知能力下降,而只是两种观察结果之间存在正相关。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和充分理解这些发现。

树突棘的研究取得了有趣的进展的另一个领域是神经系统疾病。在这一主题的首批研究之一中,研究人员检查了脆性X综合征(fragile X syndrome)患者大脑中的神经元[2],这种疾病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精神残疾、自闭症和沟通障碍(以及其他疾病)。研究发现,树突棘在患有这种综合征的人的大脑中并没有完全发育。

虽然这些研究侧重于理解大脑残疾与树突棘结构之间的关系,但它们无法解释导致残疾的过程。为了充分理解有缺陷的树突棘与大脑功能问题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还没有解决[3]

04 总结与结论

了解大脑中树突棘的结构和功能非常重要,但也非常具有挑战性。首先,树突棘的微小尺寸使其难以接近,每个神经元中都有数以万计的树突棘。其次,树突棘有很多种,目前还不清楚每种类型的作用是什么。除此之外,关于大脑中记忆“单元”的身份(Identity)及其工作原理,还有一个尚未回答的大问题:记忆是由单个树突棘、单个细胞还是神经网络中相互连接的一组细胞组成?只有当研究人员能够在大脑中找到某种记忆(比如字母a)时,他们才能回答这个问题;通过损伤树突棘/细胞/神经网络来观察是否只有该特定记忆而没有任何其他记忆或功能的丧失。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单个树突棘的结构和功能如何与整个大脑的功能相关,也许我们也能够修复特定的棘以恢复记忆,并治疗与记忆相关的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未来几代神经科学家将面临这些挑战——也许你会是其中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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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ala, C., and Segal M. 2014. Dendritic spines: the locus of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plasticity. Physiol. Rev. 94:141–88. doi: 10.1152/physrev.00012.2013

[2] Telias, M. Yanovsky L., Segal, M., and Ben-Yosef, D. 2015. Functional deficiencies in fragile X neurons derived from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J. Neurosci. 35:15295–306. doi: 10.1523/JNEUROSCI.0317-15.2015

[3] Bock, J., Weinstock T., Braun, K., and Segal M. 2015. Stress in utero: Prenatal programming of brain plasticity and cognition. Biol. Psychiatry. 78:315–26. doi: 10.1016/j.biopsych.2015.02.036

大脑褶皱可能会延迟额颞叶失智症症状的出现

可能很少有人听说过额颞叶失智症,直到演员Bruce Willis的家人宣布这位68岁的老人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疾病。一项研究发现,副扣带沟可能会延迟额颞叶失智症症状的出现。

额颞叶失智症(FTD)是一种罕见疾病,据称每20例失智症病例中只有1例患有额颞叶失智症。症状通常在一个人50多岁时出现,首先影响他们的行为、性格和语言能力。与其他形式的失智症不同,记忆力仅在疾病晚期才会受损。

被诊断患有额颞叶失智症的人通常会在诊断后八年内死亡。虽然大约30%的病例是遗传性的,但额颞叶失智症的病因在很大程度上尚不清楚。这也意味着没有可用的治愈方法或治疗方法来减缓其进展。

但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发表的最新研究可能使我们对额颞叶失智症如何发生和进展的理解更近了一步。研究人员发现,大脑的外观可能决定你对这种疾病的适应能力。研究结果于近日发表在《大脑通讯》(Brain Communications)杂志上。

在怀孕期间,当胎儿的大脑在子宫内生长时,它会在头骨内扩张的同时形成独特的褶皱。这些大脑褶皱在我们后来的认知功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每个人大脑的两侧都存在胎儿发育早期形成的褶皱。但在这个过程的后期有时会出现一种折叠。它被称为副扣带沟(Paracingulate Sulcus,PCS),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对于那些有副扣带沟的人来说,它可能只出现在大脑的一侧,也可能出现在两侧。

副扣带沟很有趣,因为它的存在可以对认知能力产生显著影响。例如,研究表明,有左侧副扣带沟但没有右侧副扣带沟的人具有认知优势,在涉及控制甚至记忆的任务上表现更好。

鉴于副扣带沟与认知功能之间的联系,隆德大学的研究团队与美国和阿姆斯特丹的同事一起开始研究这种大脑褶皱在失智症中的作用。

为了真正了解副扣带沟发挥的作用,研究小组决定重点研究一种失智症,这种失智症的脑损伤发生在与该大脑褶皱相同的区域。这项研究的明显选择是额颞叶失智症。这种侵袭性的早发性失智症主要攻击大脑额叶,尤其是副扣带沟周围的中央部分。

研究人员研究了186名被诊断患有额颞叶失智症的人的MRI脑部图像。排除了因遗传原因患有额颞叶失智症的参与者。大约57%的参与者的大脑右侧有副扣带沟。

扣带沟和副扣带沟的识别和测量

研究人员发现,在右脑有额外褶皱的参与者中,他们的失智症状平均在两年半后开始。这可能意味着副扣带沟可能会延迟症状的出现。这些发现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它们不是偶然或其他因素造成的。

这两年半的症状延迟听起来可能不算多,但考虑到病情的不良预后和症状的负担,这对于患者及其亲属来说是极其有意义的时间。

研究发现,睡眠并不像科学家想象的那样,切断你与外界的连接

人的一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中度过。科学家从前认为,睡眠就像在大脑和外界间的窗户上拉上一层帷幕:当帷幕落下时,大脑就不再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我们睡着时,对外界的讯息几乎一无所知,这是一种行为上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这也是睡眠的定义。

然而,这一定义人类睡眠-觉醒状态(清醒、快速眼动睡眠和非快速眼动睡眠)的标准[1]仅依赖于粗略的生理特征,并不包括行为测量。

10月12日发表在Nature Neuroscience中的一项研究[2]表明,在睡眠过程中,有时候帷幕会部分地打开。在研究人员的言语提示下,被试在睡眠的某些阶段会微笑或皱眉,所有被试都对至少70%的提示做出了准确回应。对睡眠期间大脑活动和面部肌肉张力的记录显示,人类在大多数睡眠阶段都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这些窗口行为反应揭示了高认知状态的短暂出现,其电生理特征揭示了睡眠时的意识状态。

睡眠状态=意识暂停?

法国巴黎大脑研究所的认知科学家、本研究的共同作者德尔菲娜·奥迪特(Delphine Oudiette)说:“通常认为,你不应该能在睡眠中做一些事。”她补充说,从历史观点看,睡眠的定义是对周遭环境的意识暂停,“这意味着你不会对外部世界做出反应”。

几年前,奥迪特和她的团队进行了一项实验,在实验中,他们能够与那些在睡觉时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清醒梦者”(lucid dreamer)]进行交流,之后,奥迪特开始质疑睡眠的定义。在被试做梦时,实验人员向被试提问,并通过其眼球和面部肌肉的运动来得到回应[3]。

美国西北大学的认知科学家卡伦·康科利(Karen Konkoly)是那项研究的共同作者之一,她说,在那篇论文发表后,“在我们的心中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那就是能否与非清醒梦者进行交流”

“我们试图利用这一研究策略,研究睡眠中与外部世界沟通的能力是否为清醒梦者独有,还是可能存于任何睡眠者身上及任何睡眠阶段。”奥迪特说。

新的研究挑战定义

于是,奥迪特继续进行研究。在最新研究中,她和同事观察了27名发作性睡病*患者(其特征是白天嗜睡和频繁的清醒梦)和22名健康睡眠者,探索了外部刺激是如何在行为和神经生理层面整合的。

*发作性睡病(narcolepsy),也称嗜睡症,是一种以白天周期性睡眠为特征的睡眠障碍。当入睡时,发作性睡病患者几乎立即进入快速眼动(REM)睡眠。这会使他们体验到并有意识地觉知梦的生动景象(或有时是可怕幻觉)。发作性睡病是快速眼动睡眠障碍的一种。

在白天小睡时,被试必须在不同的睡眠-觉醒状态下随机完成听觉“词汇判断”任务,即从不成词的发音刺激中分辨出真正的词汇,与此同时,研究者使用多导睡眠监测仪(记录包括脑电图、眼球运动和肌张力在内的多项生理指标)对被试进行监测。通过小睡后的主观报告,研究者可以将每次小睡标记为清醒或不清醒(图1a)。

图1 熟睡中的人可以对语言刺激做出行为反应

研究者发现,大多数人在熟睡时偶尔能够对语言刺激做出反应。尽管清醒梦者在快速眼动睡眠中的反应频率更高,但在这两个群体的大多数睡眠阶段中,反应也是间歇性出现的(图1b)。无论在清醒梦者组还是健康被试组,也无论是在睡眠-觉醒的哪一阶段,在刺激前,大脑活动增加的特定状态就能够让我们预测,将要出现这些与外界联系并产生行为的短暂时间段。这种特定状态是一种特殊的电生理学特征,以前认为,它们与意识障碍*患者的较高认知状态相关[4]

*意识障碍(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DOC),包括觉醒障碍和意识内容障碍,是意识长期受损的状态。按照意识水平可分为昏迷(coma)、植物状态(vegetative state,VS)或最小意识状态(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MCS)。

而且,在清醒梦者的快速眼动睡眠中,在有反应的试验中存在有意识访问的电生理特征(即自我报告信息的能力)[5],这表明清醒梦者对内部世界的意识延伸到了外部世界。

奥迪特说,这表明“你的某些生理状态更有利于打开‘帷幕’,去接触外部世界”。

发现“帷幕打开”代表了什么

这一研究对我们理解睡眠和意识有着本质的影响。首先,该研究冲击了行为暂停与睡眠阶段一致的普遍假设。这个研究可能会引发一场关于睡眠定义的重要讨论,并产生广泛的临床影响(包括对现行分类的修订)和社会影响。

Nature Neuroscience 的高级编辑莱奥妮·韦尔伯格(Leonie Welberg)说:“过去,我们对于睡眠的定义是‘行为反应停止的状态’。如果这项研究中具有启发性的发现是正确的,并且可以被复现,那么睡眠定义可能就需要重新考虑。”

其次,该研究表明,睡眠期间的感觉处理可以在较高的认知水平上进行,甚至会在意识加工的短暂时期达到峰值。这一观察结果表明,无意识和有意识状态可能并不对应于稳定、连续的时间段,而是由比例各异的有意识和无意识时间段拼凑而成[6]

为了确定被试的睡眠-觉醒状态,研究者使用了当前的黄金标准睡眠评分指南,并进行了额外的分析,以确保在反应性试验中没有唤醒(短暂的觉醒)。但是,研究者表示,这不能排除行为反应发生在局部唤醒(跨脑区和/或跨时间)背景下的可能性。更精细的神经影像学技术(即脑磁图或颅内记录)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睡眠期间行为反应的大脑动力学基础。

未来的研究可以着眼于行为反应窗口与睡眠恢复功能之间的联系。研究者说,他们还可以开发出专门针对不同睡眠状态下这些反应窗口的程序,能够实时研究如学习、元认知*等认知能力,以及心理内容如何受正在进行的睡眠状态的影响。

*元认知(metacognition),是指个体对自己的认知过程和结果的意识(即认知的认知),以及调控这些过程的能力。由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和元认知控制三部分构成。

最后,该研究采取的方法为更精细地描述大脑活动模式的时空镶嵌,及其与有意识的主观体验之间的关系铺平了道路。

揭示人类睡眠的各种方式对于基础研究、改善睡眠障碍的诊断、开发个性化治疗方法以及为社会政策提供信息至关重要。奥迪特说:“通过类似的实验,研究人员或能更好地了解各种睡眠障碍,包括失眠和梦游。他们还可能开始确定睡眠时大脑活跃的部位,以及这些部位与意识的关系。”

比利时布鲁塞尔伊拉斯姆斯医院(Erasmus Hospital)的神经学家和认知科学家梅兰妮·施特劳斯(Mélanie Strauss)说,这项研究会是睡眠研究领域大发展的一部分。研究人员正在从主要通过脑电图监测睡眠,转向将脑电图与各种任务和刺激相结合的“精细化”方法——梅兰妮说,这种策略有助于揭示特定的疾病或身体状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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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rry, R. B. et al. AASM scoring manual updates for 2017 (Version 2.4). J. Clin. Sleep Med. 13, 665–666 (2017). An article presenting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for sleep scoring.

[2] Türker, Başak et al. “Behavioral and brain responses to verbal stimuli reveal transient periods of cognitive integration of the external world during sleep.” Nature neuroscience, 10.1038/s41593-023-01449-7. 12 Oct. 2023, doi:10.1038/s41593-023-01449-7

[3] Konkoly, Karen R et al. “Real-time dialogue between experimenters and dreamers during REM sleep.”

[4] Sitt, J. D. et al. Large scale screening of neural signatures of consciousness in patients in a vegetative or 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 Brain 137, 2258–2270 (2014). This paper identifies electroencephalography spectral, complexity,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measures as the most reliable electrophysiological signatures of conscious state in patients with 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

[5] King, J.-R. & Dehaene, S. Characterizing the dynamics of mental representations: the temporal generalization method. Trends Cogn. Sci. 18, 203–210 (2014).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temporal generalization method, which provides a way to identify late, sustained patterns of activity specific to conscious access to stimuli.

[6] Naccache, L. Why and how access consciousness can account for phenomenal consciousness. Philos. Trans. R. Soc. Lond. B Biol. Sci. 373, 20170357 (2018).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conscious stream may correspond to a succession of discrete conscious moments separated by brief periods of unconscious states.

睡的不踏实?是大脑防御系统在作怪!眼动追踪直观展示小鼠睡眠期和觉醒期的防御反应

睡眠是物种的本能行为之一,是物种生存繁衍的重要需求和基本保障。睡眠分为两种不同的状态:非快速眼动睡眠(non-rapid eye movement,NREM)和快速眼动睡眠(rapid eye movement,REM)。这两种状态从脑电波,眼动,脑血流变化等方面都截然不同(图1)。NREM睡眠又称慢波睡眠,特点是全脑神经元同步化放电,大脑处于低活动状态,类似于“睡的深,睡的香”的状态;而REM睡眠呈现快速,去同步化放电,大脑整体活动水平较高。REM睡眠增加是暴露于应激源的啮齿类动物和患应激相关精神疾病的人类中常见的睡眠模式改变。这意味着快速眼动睡眠在应对压力源中的功能作用。基于REM睡眠后常伴随着周期性的短暂觉醒现象,早在1966年美国心理生理学家Frederick Snyder就提出REM睡眠或许扮演“哨兵功能”,认为REM睡眠期间,动物能够监测周围环境并做好天敌攻击时逃跑的准备,但多年来没有人提供细致的神经生物学证据。

图1 快速眼动(D)和非快速眼动(E)睡眠状态的脑电图、肌电图和高速摄像机跟踪到的不同状态下的小鼠瞳孔变化 TMT:三甲基噻唑啉(trimethylthiazoline),模拟捕食者的气味。

自然界中,动物如何在睡梦中同时保持威胁到来时的快速觉醒和规律的深度睡眠呢?2022年1月21日,Neuron(IF:16.2)杂志在线发表了题为“The subthalamic cortic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neurons mediate adaptive REM sleep responses to threat”的研究论文,确定了内侧丘脑底核(mSTN)中表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在REM睡眠和觉醒期间通过多种感觉模式介导对急性捕食者威胁的觉醒和防御反应(图2)。研究结果表明,适应性快速眼动睡眠反应可以保护人类免受威胁,并揭示了其基础神经回路的关键组成部分。

文章亮点

:point_right:掠食性气味在REM睡眠期比NREM睡眠期更快速地引起觉醒;

:point_right:mSTN-CRH神经元介导了REM睡眠期和觉醒期的防御反应;

:point_right:REM睡眠期活跃的神经元在两种状态下都是防御反应的基础;

:point_right:持续的捕食者压力增加REM睡眠,且由mSTN-CRH神经元调节;

图2 mSTN-CRH-LGP神经环路调控REM睡眠和防御行为

动物的大脑早早进化出了防御系统,利用感官探测来自捕食者或其他因素的威胁。嗅觉或视觉的威胁刺激可以使动物增加觉醒和防御行为,而睡眠过程升高了对外界刺激响应阈值,十分影响野外动物的生存。因此能够在睡眠中快速觉醒提升防御能力对于最大化动物生存至关重要。

自然睡眠通常包括闭眼和阻止视觉感知外部信号。研究使用自主研发的小动物眼动监测设备来检测小鼠的眼动状态,小鼠被固定在金属头部固定架中,下方放置一个半径为20厘米的泡沫球,使小鼠可以在球上自由奔跑(图3)。通过旋转编码器测量球的旋转变化,计算小鼠的运动速度。小鼠瞳孔暴露于940nm近红外光下,采用200帧/秒的高速摄像机跟踪小鼠瞳孔的运动,摄像机设置与小鼠左眼光轴方向一致。头部固定的老鼠可以在脑电图/肌电图信号下睡觉,就像那些自然睡眠或睁着眼睛睡觉的老鼠一样。使用微米计将每帧视频中瞳孔的像素大小转换为实际瞳孔大小,单位为毫米。使用LabVIEW编写的自定义软件对视频进行分析,并在实验过程中对采集到的瞳孔位置和直径数据进行同步处理。采用Feret直径定义瞳孔直径,以避免眼球旋转引起的误差。

图3 设备示意图

图4 研究方法及实验路线图

实验首先检测了处于快速眼动睡眠状态的动物是否会对捕食者的刺激做出反应,结果表明,相比NREM睡眠,在REM睡眠期间给予动物天敌气味刺激能够更快唤醒小鼠,提示REM睡眠潜在“防御天敌”的功能(图5),并且解析出一条从丘脑底核(mSTN)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神经元投射到外侧苍白球(LGP)的神经环路,介导REM睡眠下对天敌刺激的响应(图4)。

图5 mSTN-CRH神经元在不同状态下对天敌线索的反应,通过小动物眼动监测设备来检测小鼠的睡眠状态,ΔF/F可以定量mSTN-CRH活性。

实验通过抑制神经元活性进一步测试小鼠是否依赖mSTN-CRH活动来介导不同状态下的觉醒和防御行为(图6A)。发现抑制神经元活性会延长REM睡眠期的觉醒潜伏期,但不影响NREM睡眠期的觉醒潜伏期(图6C)。同时测量了抑制神经元活性后小鼠睡眠期间的瞳孔直径,发现相对于未受抑制的小鼠,mSTN-CRH神经元的抑制使REM睡眠觉醒后瞳孔大小的增加明显减小(图6E)。以上结果说明mSTN-CRH神经元在REM睡眠和觉醒期觉醒和防御反应中十分必要。光遗传学实验证明mSTN-CRH神经元的激活可以在REM睡眠期间促进觉醒对嗅觉掠食线索的反应。在动物觉醒情况下,这群神经元同样参与对本能恐惧刺激的调节。

图6 抑制神经元活性后,通过小动物眼动监测设备来检测小鼠睡眠期间的瞳孔直径

如果快速眼动睡眠状态使动物能快速觉醒,那持续暴露于捕食者压力应激下的小鼠应该会提高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间,这是由mSTN-CRH活性介导的。本研究设计了一种范式,将小鼠连续暴露于大鼠中,以测试自然捕食者单独产生的影响。实验发现持续的捕食者暴露导致小鼠REM睡眠结构显著改变,表现为REM睡眠时间的延长和清醒、NREM和REM睡眠状态之间的转换增加。而使用化学遗传学在造模期间抑制mSTN-CRH神经元活性则消除了小鼠REM睡眠结构的改变。研究进一步在单细胞水平上测定mSTN-CRH活性来确定mSTN-CRH神经元的功能异质性,结果表明mSTN-CRH神经元可能由功能相似的不同亚型组成。

随着进化,同样的防御系统可能被用来应对如社会压力等其他威胁,动物的天敌应激和人类的慢性应激会产生相似的心理生理变化,慢性不可预知的应激也会诱发啮齿类动物的抑郁样行为。这项研究为临床观察到的快速眼动睡眠增加与应激相关情绪障碍显著共存现象提供了一个潜在的进化解释,并阐明了潜在的神经生物学机制。该研究证明的这种控制睡眠改变的能力,可能为研究REM睡眠失调对这些情绪障碍的发生和维持所产生的功能影响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中国科学家报道靶向神经调控的新策略,为帕金森病干预带来新希望

帕金森病是老年人群中最为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之一,全球有超过600万患者,而其中一半的病人在我国。左旋多巴是目前临床上最常用的帕金森病治疗药物,但该药物除去干预帕金森病累及的基底节多巴胺神经环路并恢复其功能以外,还非特异性地作用于全脑和全身所有其他多巴胺系统,缺乏选择性并因此引发多种副作用,因此亟需研发高度特异性的帕金森病治疗方法。

2023年11月2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Cell在线发表了题为“Circuit-specific gene therapy reverses core symptoms in a primate Parkinson’s disease model”的研究论文。研究报道了一种全新的基于逆向腺相关病毒(retrograde AAV)的神经调控策略,这一技术与现有左旋多巴和多巴胺受体激动剂类药物相比的最大特点是可以实现对帕金森病累及的基底节神经环路的精准靶向干预,而不影响全脑全身任一其他多巴胺通路和系统,为帕金森病临床治疗提供了潜在的全新精准干预技术。

帕金森病的病因是中脑黑质脑区多巴胺神经元的大量死亡,从而导致基底节运动控制中枢的两条关键神经通路:直接通路和间接通路的活动失调并表现为一系列以运动障碍为主的临床症状。其中直接通路中受多巴胺调控的关键节点是纹状体脑区表达D1型多巴胺受体的D1中棘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在运动控制中起到类似“油门”-即促进运动的作用;在帕金森病中这些神经元活动被长期抑制,是导致帕金森病运动症状的关键因素之一。

过往基于啮齿类动物模型的研究发现,只要特异性逆转D1中棘神经元的活动抑制,就可以起到治疗帕金森病运动症状的功效;但实现这一靶向调控需要使用经过遗传改造的,在D1中棘神经元中表达外源蛋白元件的转基因动物,这是在灵长类大脑特别是人脑中完全无法实施的技术策略。研究团队通过对这一技术瓶颈进行系统分析发现,如果想要在纹状体脑区中做到对直接通路的D1中棘神经元进行干预而不影响同一脑区中的间接通路D2中棘神经元(在运动控制中起到类似“刹车”的作用),可以利用这两类神经元的神经环路结构差异:即只有D1中棘神经元的轴突投射至远离纹状体的黑质网状部脑区,而D2中棘神经元的轴突投射至紧邻纹状体的外侧苍白球脑区。

基于这一特有环路结构差异,研究团队创新性地提出:将高效感染神经元轴突的逆向AAV病毒递送至黑质网状部,这些逆向AAV感染轴突并标记D1中棘神经元;而D2中棘神经元的轴突远在苍白球,因此在结构上杜绝了被标记的可能。这一D1中棘神经元靶向标记策略辅以化学遗传学介导的神经活动调控,即可在灵长类脑中对D1中棘神经元/直接通路进行选择性活动调控,从而实现对帕金森病运动症状的靶向干预。该技术创新的重要优势在于其在全脑所有多巴胺通路中,高度选择性地调控了基底节直接通路,而不会干扰全脑和全身其他多种多样的、且未受到帕金森病影响的多巴胺通路和相关功能,从而实现了疾病干预的高度靶向性。

为实现上述策略,研究团队开发了高效逆向标记D1中棘神经元的全新AAV衣壳AAV8R12,以及驱动目标基因在中棘神经元广泛表达的全新启动子G88P2/3/7。与深圳先进院脑所和深港脑院的李翔研究员密切合作,团队筛选了化学遗传学元件rM3Ds以与全身系统给药相匹配。上述组件构成的神经调控体系不仅能在小鼠脑中,还能在猕猴脑中靶向激活D1中棘神经元/直接通路。

接下来的动物实验发现,这一基于神经环路逆向示踪的神经调控策略在灵长类帕金森病模型中高效逆转了运动相关的疾病表型:相较于干预前,干预后动物的运动迟缓症状得到极大缓解,震颤表型基本去除,运动技巧也得到很大恢复。论文主要通讯作者(Lead Contact)、深圳先进院脑编辑中心主任路中华研究员在描述这一崭新的靶向神经调控技术的疗效时说道:“令人振奋的是,对比现有的左旋多巴药物治疗,新技术表现出多个独有优势。第一,环路靶向神经调控起效更快。第二,环路靶向神经调控单次给药后药效维持至少24小时,而左旋多巴通常药效不超过6小时。第三,环路靶向神经调控在长期持续给药(超过8个月)后药效稳定且不会引发服用左旋多巴常见的副作用-异动症。”此外,左旋多巴需要帕金森病人有部分残余多巴胺神经元以将其转化为多巴胺,而环路靶向神经调控不依赖这一转化步骤,理论上为晚期丧失所有多巴胺神经元的帕金森病人提供了可行的全新干预策略。

研究团队现正积极开展该项技术的临床转化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几乎所有的神经系统疾病都伴随着特定神经环路的功能异常,然而过往技术尚未实现在灵长类脑中对这些疾病累及的重要神经环路进行精准功能矫正以达到干预疾病表型的目的。本研究所建立的神经调控框架和技术体系为在灵长类脑中实现靶向干预疾病神经环路,并逆转疾病表型提供了重要范例。

图说:逆向AAV介导的帕金森病神经环路靶向神经调控策略

图说:靶向标记策略高效标记猕猴纹状体脑区

Nature | 刘光慧/张维绮/曲静揭示维生素C对灵长类脊髓衰老的保护作用,为治疗带来新的机遇

脊髓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大脑和周围神经的重要桥梁,支配着全身各种运动功能。而这些运动调节功能的主要执行者则是脊髓内一群稀少(仅占脊髓全部细胞约0.3-0.4%)而又关键的细胞——运动神经元(motor neuron)。运动神经元最重要的功能是通过支配全身的骨骼肌实现对机体运动行为的控制。据统计,老年人在60岁以后会发生运动能力的快速下降,65岁以上的老年人平均每年都会因行动不便等原因发生一次以上跌倒事件,20-30%的老年人经历过中度甚至重度摔伤,严重影响了活动能力和生活质量。除了调节肢体运动,运动神经元还能通过植物神经系统协同控制机体的呼吸、心跳、摄食和排泄等一系列基本生命活动。由此可见,脊髓是人体运动及基本脏器自主活动的“指挥部”。脊髓的老化可能导致多器官系统功能障碍,引发行动不便、心律失常、血压失调、胸闷气短等问题,是老年人多种慢病共存的重要诱因之一(图1)。

图1 脊髓衰老与多种器官的退变密切相关(研究团队供图)

尽管脊髓对于人体的各种生命活动至关重要,但我们对于脊髓衰老的机制仍知之甚少。哪些生物标志物能够指征脊髓衰老?脊髓衰老的驱动力是什么?能否开发出干预脊髓衰老的手段?一系列关键科学问题亟待解答。

2023年10月31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刘光慧课题组联合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张维绮课题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曲静课题组合作在Nature在线发表了题为CHIT1-positive microglia drive motor neuron aging in the primate spinal cord 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历时7年,通过综合运用单细胞核转录组、神经组织学、神经电生理等技术手段,发现一群全新的在年老的灵长类动物的脊髓中特异存在的CHIT1阳性小胶质细胞亚型,并将其命名为AIMoN-CPM(Aging-Induced Motor Neuron toxic CHIT1-Positive Microglia),这类细胞可以通过旁分泌CHIT1蛋白激活运动神经元中的SMAD信号,进而驱动运动神经元衰老,而补充维生素C可抑制脊髓运动神经元的衰老和退行。

非人灵长类食蟹猴同人类的神经系统极为相似,尤其在两足行走和精细运动控制方面。因此,以食蟹猴作为研究模型,在理解人类自身的神经系统功能及干预神经退行性疾病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研究人员首先通过人工智能(AI)辅助的方式,发现年老猴的运动能力与年轻个体相比显著降低。进而借助神经组织学分析手段,研究人员证实运动神经元是脊髓中对衰老最为敏感的细胞类型,具体表现为细胞衰老相关标志物显著增加以及神经元功能的退行。

为进一步揭示运动神经元老化的原因,研究人员绘制了一张详细的食蟹猴衰老脊髓单细胞转录组导航图。按图索骥,研究人员寻找到驱动运动神经元衰老的罪魁祸首,即一群在老年灵长类脊髓中特异性积累的CHIT1高表达的激活型小胶质细胞(AIMoN-CPM)。通过组织病理学、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分析,研究人员发现AIMoN-CPM倾向于聚集在衰老的运动神经元周围,并通过旁分泌CHIT1蛋白激活周边运动神经元中的SMAD信号,进而驱动后者的衰老和退行(图2-3)。

图2 衰老灵长类脊髓中AIMoN-CPM小胶质细胞(红色)在运动神经元轴突(绿色)处聚集

图3 衰老脊髓运动神经元被AIMoN-CPM小胶质细胞所“围攻”(研究团队供图)

进一步研究发现,CHIT1含量在老年人和猴的脑脊液和血清中均显著升高,提示CHIT1可以作为度量灵长类脊髓年龄的体液标志物。而利用手术机器人将CHIT1注射到猴的脑脊液中可以触发脊髓运动神经元衰老及轴突传导功能障碍,进而损伤机体运动能力。接下来,研究团队建立了人类运动神经元与微环境的体外互作模型,并利用该模型揭示老年个体的脑脊液能以CHIT1依赖的方式诱导人类运动神经元衰老。针对CHIT1的中和抗体可以有效阻断老年脑脊液的促神经元衰老活性,显示出CHIT1作为靶点应用于延缓运动神经元衰老的潜力。

更为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基于人类运动神经元与微环境的体外互作模型进行药物筛选时,发现维生素C能有效抑制CHIT1诱导的运动神经元衰老。进一步,非人灵长类体内实验表明,三年维生素C的口服用药可以明显改善老年食蟹猴脊髓运动神经元的衰老表型(图4)。

图4 灵长类脊髓衰老全景图

综上,该研究首次系统刻画了灵长类脊髓衰老的表型、病理及细胞分子特征,并揭示了一种可促进运动神经元衰老的新型小胶质细胞AIMoN-CPM。CHIT1不仅介导了AIMoN-CPM对运动神经元的毒性作用,而且可以作为一种度量人类脊髓衰老程度的体液标志物。更为重要的是,该研究创新性地建立了人类运动神经元-微环境互作研究体系,为开展人类神经系统衰老研究及相关的药物评价提供了新范式。鉴于脊髓运动神经元对于遍布全身的包括骨骼肌、平滑肌和心肌在内的肌肉系统的指挥调控作用,加深对灵长类脊髓衰老机制的认识无疑会深化学术界对人类多种器官退变规律的理解。AIMoN-CPM和CHIT1的发现,为理解脊髓衰老及老年群体多种慢病共存开辟了新的科学疆域,以AIMoN-CPM和CHIT1为靶标,或可为延缓人类脊髓衰老、实现老年共病的积极防控带来新的希望。

未来围绕着AIMoN-CPM、CHIT1与脊髓衰老,将会涌现出更多的科学问题,例如:是否可以通过定量检测脑脊液和血清中的CHIT1含量来评价人类的“脊髓年龄”?其含量在增龄过程中是否存在关键的拐点?CHIT1在人类基因组中编码序列是否具有遗传多态性?这种多态性是否是个体间脊髓健康和衰老差异的原因?CHIT1是否可以通过体液作用于其他器官或细胞类型,并触发其衰老?AIMoN-CPM和CHIT1能否成为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等脊髓退行性疾病的驱动力和生物标志?它们在灵长类脊髓损伤修复过程中是否也发挥作用?靶向CHIT1的中和抗体、siRNA或反义寡核苷酸(ASO)能否成为延缓脊髓衰老或治疗脊髓退行性疾病的策略?由于脊髓作为“指挥部”控制着机体重要器官的自主运动功能,对脊髓衰老的干预可否实现多种慢病的防治?除了维生素C,是否还有其他小分子药物可以延缓灵长类脊髓衰老?期待随着科学和技术手段的不断革新,这些谜题将得以逐一解开。

大脑是这样数数的!研究发现人类大脑存在两套神经元系统,用以感知不同的物体数量

大家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生活体验:当桌上放着两三个苹果时,我们可以一眼感知到苹果的数量,而不需要在大脑中一个一个地数,但若是眼前出现了数量较多的一排苹果,我们就需要更多时间来估算苹果的数量。

人类有感知物体数量的能力,即“数感”,这种能力在动物界中是十分珍贵的,然而一直以来科学家都未能阐明为什么人类对不同数量的感知能力存在差异。

2023年10月2日,Nature Human Behavior(IF:29.9)发表了文章“Distinct neuronal representation of small and large numbers in the human medial temporal lobe”,首次通过实验证实了我们的大脑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系统,来估算四个以内的物体和五个及以上的物体。

德国波恩大学医院获得了一次宝贵的研究机会,在该医院住院、准备通过手术治疗癫痫的患者,会在术前将细如头发的微电极植入颞叶,用以定位病灶位置,而这些微电极也可以被用来测量单个神经元对视觉刺激的反应。

17名志愿者参与了这项研究,他们需要在半秒内观察屏幕上出现的图像,然后回答他们看到的点数是奇数还是偶数,和事先猜想的一样,当点数在4个以内时,受试者的反应非常迅速,并且正确率很高,但当点数超过4个并且继续增加,受试者思考的时间会延长,且他们答错的几率也随之增加。

图1 受试者需要判断一闪而过的点数是奇数还是偶数

为了探究大脑对不同数量的感知过程,研究记录了17位受试者的801个神经元的动作电位(图2),发现出现4或以下点数时,会有一部分神经元特异性地作出强烈反应,而出现5到9范围内的点数时,神经元的反应存在交叉,也就是说,有神经元专门负责识别4以内的单种数量,而识别5到9的神经元会对与其紧邻的数字做出反应,从而丢失了识别的特异性。

图2 神经元对特定数字的动作电位反应

a-d分别描绘了神经元对2、3、5、7这四种数量产生的动作电位,前两者表现出较特异的单个动作电位峰,而后两者有多种神经元同时出现放电高峰。

对特定数量敏感的神经元来说,它会对某一特定数量产生最大的反应,这就是神经元的偏好数量。德国图宾根大学动物生理学家Andreas Nieder说:“偏好数量越大,这些神经元的选择性就越低。例如,对3有特异性的神经元只会对3做出反应,而对8有偏好的神经元除了对8做出反应外,还会对7和9做出反应。因此,当人们试图量化更多数量的物体时,会犯更多错误。”

为了具体分析单个神经元对数量的反应,研究人员描绘了神经元的调谐曲线,分析其特征和相关性(图3)后发现:对于4以内数量,神经元对偏好数量有高度选择性,并抑制其余非偏好数量的反应,从而提高了识别效果,但当数量大于4后,神经元的调谐曲线变宽,选择性降低。

图3 数量偏好神经元的调谐特性

(a)不同脑区神经元对数量偏好的比例。海马旁皮质(PHC),内嗅皮质(EC),海马(HIPP)和杏仁核(AMY)。(b)神经元数量偏好的分布比例。(c)数量偏好神经元对应到10种数量的调谐曲线。(d)每种数量偏好神经元的平均放电率。(e)从高斯拟合调谐曲线得到的每种数量偏好神经元的平均调谐幅度。(f)每种数量偏好神经元的平均调谐选择性。(g)所有数量偏好神经元(n=121)的平均放电率的相关系数。(h)不同数字边界的拟合优度。

研究人员进一步使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对数量偏好神经元进行分类,发现神经元对数量判断存在分类边界,最显著的差异在数量4和5之间(图4)。这表明大脑中有两种不同的“数量系统”。Andreas Nieder感到非常惊讶,“我很难相信真的有这样一条分界线。但是,根据这些数据,我必须接受它。”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儿童发展实验室联合主任、心理学家Lisa Feigenson同意这一结论,她说:“这些发现非常精彩,这些发现为行为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表明有两种系统参与识别物体的数量。这一发现与人们对思维本质的理解息息相关,即产生人类思维的基石是什么?”

图4 支持向量机分类分析

(a)在试验过程中,进行数量偏好选择的神经元数量。(b)SVM模型的分类准确率。(c)混淆矩阵可视化SVM分类结果。(d)不同数字边界的拟合优度。

如上所述,长久以来,科学家都在探寻人类估算数量的能力从何而来,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大脑使用的是单一的估算系统,只是对更大的数字的估算不够精确。另一些人则假设,之所以会出现对不同数量估算能力的差异,是因为有两个独立的神经元系统来量化物体,但没有实验能够确定哪种模型是正确的。现在,科学家终于通过实验证实了这种数感能力产生的原因,的确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数字系统”,用于处理小数量或大数量。